鹽業考古于20世紀初濫觴于歐洲，在20世紀50年代被引入日本，之后得到迅速發展。遺憾的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鹽業考古在我國卻是個空白。
1999年，在國家文物局的支持下，“四川成都平原及周邊古代鹽業的景觀考古學研究”國際合作項目得以實施，這是首次在中國開展的一次重要的鹽業考古實踐，其歷史作用不容低估。接下來，隨著長江三峽忠縣中壩遺址考古發掘的連續進行，中國的鹽業考古終于拉開序幕，步入正軌。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忠縣(洽甘)井河谷中壩遺址的發掘，揭示出一大批制鹽遺跡，出土大批制鹽遺物，展示了三峽地區上迄新石器時代晚期、下至20世紀，長達4500年的鹽業發展編年史。其中，尤以先秦時期的制鹽遺跡和遺物最為豐富。2006年，在德國圖賓根大學舉辦的聚焦“四川盆地古代鹽業的比較觀察”國際學術會議上，著名的國際鹽史專家傅漢斯教授強調：長江三峽(洽甘)井河谷的新發現填補了四川盆地史前鹽業生產的資料空白，對于全面理解四川鹽業的長期發展、特別是對了解史前時期的鹽業考古有著難以估量的價值。
2000年，中美兩國學者分別在美國加州大學和東亞考古學第二屆年會上介紹了長江上游鹽業考古調查和發掘的初步成果。當中壩遺址的田野工作結束以后，中外學者又先后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和德國圖賓根大學舉辦了兩次有關中國鹽業考古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其目的在于，希望研究世界其他區域制鹽遺跡的考古專家能夠關注中國的考古新發現，并盡快建立一個盡可能廣泛的國際合作群體，推進國際鹽業考古與中國鹽業考古進行比較研究。
可以說，“成都平原及周邊地區古代鹽業的景觀考古學研究”奠定了中國鹽業考古的第一塊基石，其示范性效應引發了學界對鹽業考古的興趣和重視，從而讓更多學者開始在他們的研究領域中領會到鹽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由此產生的積極作用是對鹽業考古和鹽史研究的全面推動。
2000年后，中國鹽業考古的重心轉向渤海灣南岸。2002年，北京大學與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萊州灣和膠東半島進行了全面的鹽業考古調查，確認分布在萊州灣沿岸的大量遺址屬于制鹽產業性質，遺址中遺留的大量盔形器則是該地區一種特有的制鹽器具。
接下來展開的一系列考古調查相繼發現了大批先秦至宋元時期的制鹽遺址群，每個遺址群又包含若干制鹽作坊，從數十座到上百座不等，如此大規模的制鹽遺址在世界范圍內也極為罕見。通過對壽光、廣饒、昌邑等地制鹽作坊遺址的考古發掘，首次揭露出商代晚期、西周時期、東周時期和宋元時期的制鹽作坊和大批制鹽遺跡，研究者對商代晚期以來萊州灣地區的制鹽作坊布局、制鹽原料、制鹽器具、工藝流程等有了深入的了解，該研究也因此榮獲2009年的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進而引起中外學者對這一區域鹽業考古的關注。
近些年來，中國的鹽業考古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從東南沿海到華南地區，從西北、西南到長城沿線和東北地區，各地不斷有新的發現，在很多方面填補了鹽業考古的空白。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繼長江三峽地區發現史前時期的制鹽遺址后，在東南沿海的浙江寧波大榭島再次發現屬于錢山漾文化(距今4300—4000年)制作海鹽的遺址，其成熟的工藝顯示，當地的制鹽產業很可能是從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延續發展下來的。這一新的發現彰顯出鹽業考古正在成為中國考古學中非常富有潛力的研究領域。
根據現有的考古證據，自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在長江三峽、渤海灣沿岸和晉南解池等鹽業資源豐饒之地就已經存在制鹽產業和相關的貿易活動。但是，只有當鹽業生產發展到一定規模之后，才能被考古學家所觀察到。也就是說，中國早期的鹽業開發和利用可向前推進至更早的史前時期。
事實也確實如此，由于早年缺乏鹽業考古知識，無法辨識制鹽遺跡和遺物的特殊形態。如今，研究人員通過十余年鹽業考古的實踐、反思和比較研究，對以往一些考古發現的內涵有了新的理解，如廣東珠海寶鏡灣遺址出土的一批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陶棍”、淇澳島東澳灣商周時期的爐灶遺跡等應屬于制鹽產業的遺留;對香港海岸沙丘遺址早年發掘的一批南朝至唐代窯爐的再研究，也得出了新的認識。可以說，這些都是在長江三峽鹽業考古示范效應下取得的研究成果。
根據現有考古資料，四川成都平原、四川鹽源、云南滇池周邊、江西清江盆地等顯露出的一些蛛絲馬跡，正亟待加強鹽業考古調查研究加以證實。
可以說，短短20余年，中國的鹽業考古展現出極為迅猛的發展勢頭，一系列重要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不僅迅速填補了中國鹽業考古的空白，創建了一個新的考古分支學科，也迅速彌補并縮短了我國與國外在這一研究領域的巨大差距。如果今天重新撰寫一部中國鹽業史，各地出土的大量實物資料將使這部著述更加鮮活、充實、生動和富有生命力。
(李水城 作者系四川大學文科講席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