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加強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這是我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世界經濟面臨深度衰退威脅的客觀需要，也是黨中央、國務院科學布局未來的戰略選擇。

我們要充分認識此輪全球性危機的長期性和復雜性。在內需不振、出口驟停情況下，為提前應對全球經濟衰退，防止企業倒閉潮和大規模失業潮，啟動“新基建”必要、可行、緊迫。

“新基建”將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動能。當前我國的政策選擇不是要不要財政刺激的問題，而是在財政刺激必須要出臺的情況下，如何總結經驗教訓，優化政策實施，提高投資效率，避免重復建設和產能過剩，降低負面效應問題。因此，在實施“新基建”過程中，必須準確把握其內涵、原則和要求。

首先，“新基建”的出發點是穩經濟、保就業。就業是最大的民生，事關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大局。我國大多數家庭收入來源依賴于就業。失業率上升，將會導致社會收入差距拉大，加劇貧富分化，甚至引發犯罪行為。就業事關民生發展、事關社會穩定、事關人心向背。必須予以高度重視。就業穩，則人心穩;人心穩，則社會穩。受疫情影響，文化旅游、住宿餐飲、批發零售、休閑娛樂等行業仍存在大量無法正常返崗人員。各級政府在實施“新基建”過程中要把握好“穩就業”這個優先保障目標，千方百計動足腦筋，幫助更多企業穩住就業崗位，有針對性拓展就業空間，努力穩定就業局勢，把疫情對就業的影響降到最低。

其次，“新基建”的重要目標是促進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最近兩次全球金融危機，彰顯了實體經濟在一國經濟發展中的極端重要性。在全球制造業強國中，無論是英國、美國、德國還是日本，都是用幾代人漫長的時間才走上工業現代化的巔峰。而如何能維持在全球先進制造中的優勢地位，各國仍在不斷探索。但不能不警惕的是：制造業的衰落，總是從生產的外包開始，總是從工業“空心化”開始。我們應該千方百計地降低制造業成本，在資源、土地、稅費、房租等方面下功夫。而且我國疆域廣闊，東西部省份完全可以完成產業轉移。我們當前突出的優勢之一就是形成了世界上最完整的工業體系。十年或者二十年后，基于5G和人工智能、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的新產業基礎，將構建新的產業業態，價值鏈將完全重構。“新基建”不僅應著眼于實現穩經濟、保就業，還應承擔起通過產業政策和需求拉動促進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的功能。需要注意的是，產業升級的方向不是政府產業規劃所能指定的，還是要依賴市場機制。“新基建”將拉動新一代信息技術、裝備、人才等要素的投入，促進制造業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為新產業和新業態的形成與大規模商業化提供必要支撐。

第三，“新基建”要有“底線思維”和“紅線思維”。“底線”就是堅決杜絕“大水漫灌”，避免重復建設和產能過剩，不走“四萬億”投資老路。“紅線”就是絕對不碰環境污染和安全生產兩個紅線。

第四，“新基建”要提高投資效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面對出口下滑、實體經濟增速回落的局面，迅速啟動的“四萬億”投資刺激計劃在順利完成“保增長”任務的同時也帶來了副作用：銀行信貸激增、貨幣超常規投放、大批基建項目倉促上馬、地方債務快速躥升、資產和消費品價格迅速上漲。為了抑制通貨膨脹等問題，加息、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等措施不斷出臺，經濟形勢、貨幣政策等的變化又使大批基建項目后續投資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因此，“新基建”要從頂層設計層面避免重復建設，提高投資效率。

第五，在實施“新基建”的同時，“減稅降負”。“新基建”對于“穩經濟”、“保就業”意義重大，但在短期能夠馬上進入實施階段的“新基建”項目可能體量有限。而且很多領域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與傳統產業的基礎設施建設具有本質性的差別。大量的新產業核心“短板”并不在于常規物質資本，而在于技術、人才和關鍵性“卡脖子”裝備。另外，政府和國有企業如果大規模進行相關行業的新型基礎設施投入，將對市場上目前經營比較成功的民營企業形成一定的“擠出”效應，如果大量行業技術被政府鎖定，將導致這些產業難以在競爭中進行創新和擇優，導致新的市場扭曲。因此，建議一手實施“新基建”，一手實施“減稅降負”。近年來企業成本不斷上升，原料價格、租金成本、社保繳費、出口成本讓不少企業不堪重負，疫情則使企業營業收入銳減，減稅相當于增加了企業利潤率，企業能盈利，就會把資金投向更有利潤的方向。從發達國家來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企業科技創新利潤豐厚，如果有越來越多的優秀企業愿意投資研發活動，那么創新就會成為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動力。

第六，“新基建”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新基建”不能走政府主導投資的老路，而應以企業投資為主。在實施“新基建”過程中，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充分調動民間資本參與“新基建”投資的積極性，讓體制機制靈活、內生動力強的民營企業來參與承擔“新基建”任務。日本在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過程中發現的政府產業政策的局限性要盡量避免。

第七，“新基建”要有長遠眼光和全球思維。“新基建”面向科技領域，側重5G、云計算、工業互聯網、智能制造、大數據中心等“科技硬件”建設，相關投資完成后，如果能與我國的“工程師紅利”結合到一起，不僅僅可以短期“穩經濟”、“保就業”，更可以在長期“促創新”、“補短板”，實現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轉型。因此，“新基建”要著眼于長遠，著眼于未來，著眼于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著眼于全球經濟競爭。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強科技創新基礎設施建設，意義重大。“新基建”要投資到成長性更好、產業帶動效應更大、具有全球戰略意義的產業，搶占未來科技發展的制高點，培育下一輪全球經濟競爭優勢產業，為我國經濟長期發展提供增長動力。

(李鑫 作者系山東財經大學齊魯企業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