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華為公布了日前任正非接受外媒采訪的內容。
以下是任正非接受國際媒體采訪紀要;
1、《Mobile World Live》 Joseph Waring ：您在軍隊的這段經歷，怎樣影響的您在華為的管理風格?現在華為在全球都面臨著比較多的審查，華為與軍方的這些聯系，在怎樣的程度上影響到華為的未來?
任總：在我入伍的時候，當時中國正處于文化大革命的動亂時代，工業、農業的運作已經完全混亂，國家處在極度困難之中，中國人在吃飯、穿衣的問題上都面臨很大的困難。曾經在1962年時候我們每個人每年能分到的棉布只有1/3公尺左右，這塊布是用來補衣服的。所以，我年輕時沒有穿過像樣的沒有補丁的衣服。
當時中央希望要讓中國每個人每年都能穿上一套新衣服，就從法國德布尼斯·斯貝西姆公司引進了世界最先進的化工設備，建立一個大型的化纖廠，希望通過生產化纖來給每個人提供一套化纖衣服。這個化纖廠在遼陽太子河邊上，條件非常艱苦，當時，中國完全混亂了，調不動地方工程隊伍，地方的工程隊伍都不肯到那個艱苦地方去，所以中央只能調軍隊去修建這個化纖廠。
當時部隊的工程能力比較低，像我這樣剛剛畢業的大學生就得到了使用。部隊進入施工現場時，數十平方公里的現場，沒有一間房屋，部隊全部都睡在草地上，當時是七、八月份。后來工廠撥款建了大批的土坯房，漏風、漏水。那段時間我的體會：一是，接觸了世界最先進的技術;二是，吃著世界上最大的苦。當時法國這個化纖廠，自動控制水平是非常高的，至少當時全中國還沒有這么先進的工廠，這是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世界先進技術，還學會了吃苦。我們住在這種土坯房中，既不抗凍，也不防風，最低溫度可以達到零下28度。當時中國處于極度困難時期，肉和油的供應極少，東北老百姓每個月供應的食用油是3兩，相當于150克。沒有任何新鮮蔬菜，這些蔬菜都是在秋天把白菜和蘿卜用一個很大的混凝土池腌制起來，做成酸菜和酸蘿卜，那么就吃半年的酸菜酸蘿卜。主要食物是高粱，而且是很難吃的雜交高粱。我們一邊學習最先進的技術，一邊過著最原始的生活，這就是那段時間的經歷，用一個詞總結，就是“冰火兩重天”。
但那段時間，我過得很快樂。那時在其他地方讀書太多是要受批判的，唯有在這個工廠還可以讀一讀書，因為完全搞不懂這些現代化設備。那時候我是連隊的技術員，由于工作努力，后來晉升到一個20多人的小型建筑研究所當副所長，技術職級是副團級。我們那時的夢想，就是希望在改革開放大裁軍之前，能夠得到一個中校軍銜再退伍，可惜沒有實現。所以一直到現在，我都是一個沒有獲得軍銜的退伍軍人。
2、《金融時報》Yuan Yang：根據記錄，您在1982年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黨代會，你為何沒有參加其他的黨代會呢?華為和中國共產黨的關系是怎樣的?
任總：我們在擔負最先進的化纖廠的建設過程中，檢驗先進設備缺少一種儀器，這種儀器沈陽自動化研究所的一個技術員在國外看見過，告訴我是什么樣子。我就用數學推導的方式把儀器的設計推導了出來，但是我對推導并沒有把握，就曾去請教過東北大學的李詩久教授，來確定我的推導是否合理。得到他的肯定以后，我把這個儀器發明出來了。當時正好國家粉碎了“四人幫”，開始搞經濟建設，國家在尋找好的案例證明科學技術是有用的，我的這個小發明就被夸大成了大發明，被各種報刊、雜志、電影紛紛宣傳。由于廣泛的宣傳影響，我有幸被全國科學大會選中，參加了全國科學大會。
大家都知道，在那個時代，不是黨員連炊事班班長都當不了。我參加全國科學大會，卻不是黨員，上級很奇怪，所以組織給了幫助，讓我成為了黨員。當時我不能加入共產黨的原因，不是我個人工作表現不好，而是我的家庭原因，當時我父親是作為“走資派”被關進牛棚的。大家都知道，一個革命的知識分子，他的歷史遠遠比一個工農干部要復雜得多，共產黨的嚴格審查致使他十年沒有平反，所以我不能入黨。我1978年入黨后，當時國家提倡干部要四化(年輕化、專業化、知識化、革命化)，我又符合條件，就推薦我去參加十二大選舉，我就被選上了。可惜那時候太年輕，對黨在這個大時期的大改革什么也沒聽明白，這是十分遺憾，我那時是個單純技術觀點的“呆子”。我是永遠地熱愛祖國、擁護中國共產黨的，但是我絕不會做傷害世界任何國家的事情。
3、《美聯社》Joe McDonald：我們知道過去兩周或者最近一兩個月以來您面臨了很大的壓力，所以今天很感謝您和我們交流。我的問題和安全相關，最近我們看到很多國家政府，包括美國、澳大利亞政府提出的安全的擔憂，其實他們并不懷疑華為技術的可靠性，而是看起來擔心華為，甚至是擔心所有中國公司。因為畢竟在中國，如果共產黨要求企業做一些事情，企業必須服從。所以我想知道對于華為的外國客戶，您能給他們怎樣的保證，華為能夠保護他們的網絡安全，保護他們信息的機密性?另外考慮到中國法律的環境，您的擔保有怎樣的限制?
任總：首先，過去30年來，華為公司在170多個國家，為30多億人提供服務，保持了良好的安全記錄。其次，華為是一個獨立的商業公司，我們在網絡安全和隱私保護上是堅決站在客戶這邊的。我們決不會去危害任何國家，傷害任何人。第三，中國外交部也做過澄清，中國沒有任何法律要求企業安裝后門。華為公司和我個人也從來沒有收到過任何這樣的要求。
《美聯社》Joe McDonald：很抱歉我不是想跟您在這個問題上去爭論。但是美國政府也好，澳大利亞政府也好，他們會說您是賣網絡設備給客戶的，任何一個客戶選廠商的時候，他必須是完全信任你，因為它是把整個國家電信網絡基礎設施運行最機密的數據放到你的手上了。如果說中國的國安部找到華為一定要求為他們做一些事情，華為能做什么?華為將做什么?來保證華為對您的客戶或者所在國不是一個危險?
任總：那我把公司賣給你。
《美聯社》Joe McDonald：我倒是剛剛買了一個華為小產品。
任總：如果你買不起的話，我就要把這家公司關掉。我們已經明確，我們只是以客戶為中心，絕不做危害客戶的任何事情。我認為蘋果公司給我們做了榜樣，我們就向蘋果學習。當我們面臨要侵犯客戶利益的時候，寧可關閉公司，也不會被利益所驅使，而去做不應該做的事。
4、《華為街日報》Dan Strumpf：我們知道您的女兒一個多月前在加拿大被扣押，想了解一下您對于整個事情的感受?第二個問題，您是不是覺得孟女士是因為是您的家庭成員之一才成為這個事情的目標?
任總：孟晚舟的事情已經進入了司法程序，我在這里就不再做評述。作為孟晚舟的父親，我是十分牽掛她的。在這個事件和這段時間里，我非常感謝尊敬的威廉姆·亨克(William Ehrcke)法官的公正，感謝約翰·吉布卡司利(John Gibb Carsley)檢察官和凱利·斯衛福特(Kerri Swift)檢察官。感謝加拿大阿諾特(Alouette)女子監獄的人性化管理，以及獄友對晚舟的善待。我也感謝中國政府維護孟晚舟作為中國公民的權益，為她提供了領事保護。我相信加拿大和美國的法律體系的公開、公平、公正，以及后續會給出公正的結論。所有事件的證據將來全部公開以后，我們再來對這個事情判斷。
5、《彭博社》高原： 您作為一個父親，怎樣看待女兒被這樣對待?是不是因為孟晚舟是您的家人，所以美國和加拿大政府才會做這樣的事情?您自己的想法是怎樣的?
任總：我沒有看到美國司法部和加拿大司法部溝通的郵件，如果他們把郵件全部公開的話，我才能猜測他們是不是因為我的女兒才這樣。因此將來還是看法庭公開他們之間往來的溝通，我才知道是不是針對我女兒。
6、《CNBC》Arjun Kharpal：剛才您回答美聯社記者的問題，您提到蘋果的例子，我記得當時是美國相關機構要求蘋果提供用戶數據，然后蘋果告上了法院，您指的是這個嗎?也就是說中國政府如果要求從華為的網絡中抽取數據，華為也會提起上訴嗎?那第二個問題，您有沒有跟美國的相關政府機構進行一些溝通?有的話，主要是哪些方面、哪些內容?
任總：首先，我們跟美國政府沒有溝通的管道，互相不理解。至于將來，如果出現網絡安全方面的事情，我已經講得很清楚了，我們絕不會做侵害客戶利益的事情。
7、《財富》Eamon Barrett：外國對于華為安全的擔心，一方面是由于您的軍方經歷，另外一方面擔憂來源于中國政府或多或少是以某種形式持有華為的。華為對外宣傳完全是員工持股的公司，但是對外股權和結構上卻是一個秘密，這方面的信息公開或者上市，是可以很大程度上緩解這種擔憂的。華為的持股結構，為什么如此神秘?
任總：大家都看到，資本至上的公司成功的故事非常少，資本是比較貪婪的，如果它有利益就趕快拿走，就失去對理想的追求。正因為我們是一個私營企業，所以我們才會對理想有孜孜不倦的追求。我們從幾百人開始就對準一個“城墻口”沖鋒，幾千人、幾萬人、十幾萬人還是對準同一個“城墻口”沖鋒。對著這個“城墻口”，我們每年研發經費的投入已經達到150-200億美元，未來五年總研發經費會超過1000億美元。資本公司是看好一個漂亮的財務報表，我們看好的是未來的產業結構，因此我們的決策體系是不一樣的，我們很簡單的，為人類進入信息社會而奮斗。
同時也告訴你們一個信息：我們公司有96768名持股員工，前幾天也就是1月12日，在170個國家、416個投票點完成了新一屆持股員工代表的選舉，這個選舉過程歷時一年，先是對治理章程的宣傳，讓員工明白公司的治理架構是什么;然后分層分級地推選候選人，每層候選人都要自我宣講，爭取持股員工認同他，他不是被選上，只是被提名。這些提名再被匯總到更上一層組織，再更廣泛爭取民意，完成一定的收斂。這個收斂以后的名單再會由各級高層組織審議和協商，聽取民意和調查，然后再次收斂，最后向選舉委員會匯報，匯報之后再返回去，收斂到兩百多人，然后放到信息平臺上，公開征求意見，再進行投票。確定候選人名單。
1月12日，我們完成了全球的投票，這幾天信使們正背著這些選票往回飛，持股員工代表大會就是公司的最高權力機構。公司所有權的歸屬是96768名持股員工，這些人要么是華為在職員工，要么是曾經在華為工作多年后的退休員工，沒有一個非華為員工持有一美分股票，沒有一個外部機構持有一美分股票，政府任何部門沒有一美分股票。公司專門有一個保存股權數據的庫房，歡迎記者們去參觀、抽查。
我創業的時候并沒有錢。我從軍隊轉業，我們夫妻二人一共拿到3000元左右人民幣的復員費。當時深圳要求公司注冊資本最低是兩萬元人民幣，我通過集資的方式獲得21000元的資金，注冊了這家公司。今天，我個人在華為持有股票占總股數為1.14%，我知道喬布斯的持股比例是0.58%，說明我的股權數量繼續下降應該是合理的，向喬布斯學習。
8、《金融時報》Yuan Yang：去年非盟中心的通信被攻破了，華為為非盟大樓提供了相關設備，請問華為對此如何回應?如果有任何中國人或者外國人在中國違法犯罪，在華為手機里留下了一些線索，請問華為是否會配合中國司法機關來解決這個問題?再例如，不管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在海外犯法了，華為應該怎么做?
任總：無論是華為的中國籍員工或非中國籍員工，只要違反當地法律，我們都會配合司法機構調查。我們堅決反對員工任何違反法律的行為。公司內部有非常龐大的內外合規管理系統，用來預防這些事件，違反后，有紀律部門來處置。華為公司未來的規模可能還會更大，云時代的網絡社會更復雜，如果我們不用紀律來約束自己的行為，可能我們會不堪重負。
至于非盟的網絡被攻破，和華為沒有關系。
9、《財富》Eamon Barrett：跟著剛才您提到的紀律措施這個問題，上周華為波蘭子公司一名員工涉嫌間諜罪被拘捕，我們現在知道華為已經開除了這名員工，而且是并沒有等待任何的證據或者法庭審判的情況下就已經開除。聯想到孟女士的例子，在12月份的時候被扣押，從華為所有的努力來看，似乎是假設孟女士是無辜的，那為什么在兩個案子上的處理不同?為什么在波蘭的案子上直接被開除，而在加拿大的案子上分厘必爭?
任總：這兩個案件都涉及正在進行的法律程序，除了公司已正式聲明的內容之外，我無法發表更多的意見。
10、《彭博社》高原：回到華為公司業務層面，我想知道最近某些國家考慮到網絡安全而停用華為的設備，對華為本身的業務有哪些影響?華為未來會有哪些動作，或者您自己覺得華為應該怎樣做, 在未來的歐洲及美國等一些發達國家、五眼國家這些地方更好地進行正常業務?
任總：首先，客戶有接受我們的，也有不接受我們的，不是現在才存在這個問題，過去也有這個問題。如果不接受我們，只是少數議員和官員的意見，他們不代表政府規定，我們要積極去溝通。如果上升到政府規定，那我們就不在這個國家進行銷售。
圍繞現在的爭論點是5G，4G以下大家還沒有爭論。沒有爭論的地區的產品，我們還要繼續銷售。有少數國家決定不再購買我們的產品，我們就把愿意購買我們設備的國家做好，用優秀的網絡說明我們是值得信任的，這也是一個技術上的和平競賽，我認為這是公平的。
11、《美聯社》Joe McDonald：我們知道前期中國政府出于國家安全方面的原因，逮捕了兩名加拿大人。昨天我們看到新聞報道，中國法院針對加拿大一位涉嫌毒品走私的人，判處了死刑，現在有一些中國以外的人暗示被捕的兩個人本質上就是中國政府抓的兩個人質，是回應加拿大政府對您的女兒孟女士的扣押，包括死刑的判決可能也受到這件事的影響，所以他們似乎在暗示不管是公司也好，還是您個人也好，都是中國政府通過抓幾個人質或是通過政治影響毒品走私的案子在幫助華為，對此您有什么樣的感想?
任總：我不知道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12、《華爾街日報》Dan Strumpf：我們看到華為5G未來發展受到一些新的限制措施，下一步有可能受限制的范圍更廣。上周波蘭的官員也表示，北約國家應該針對華為發布統一立場，所以考慮到這些可能受到的限制措施，華為將有很大一部分市場可能進不去。不管是從商業的角度，還是從聲譽的角度，這對華為意味著什么?華為未來如何應對?
任總：首先，波蘭的提議是否能起到作用，我不知道。因為波蘭這個國家力量很小，能否有這么大的推動。德國、法國可能影響要大一些。波蘭的企業能不能起到作用，我現在還不知道。即使波蘭能實現它的想法，對我們公司也并不重要。因為華為不是上市公司，我們不需要一個漂亮的財務報表。當這些國家不買我們的產品的時候，我們就適當收縮，只要能養活自己的員工，我們就有未來。
我們每年研發投入150億到200億美金，投入強度在世界排名前五。我們已經獲得授權專利87805件，其中在美國的核心技術專利是11,152件。我們參加了360多種標準組織，貢獻了54,000多件提案，在通訊領域我們的能力是世界最強的。所以我相信，不選擇華為的國家和選擇了華為的國家在將來會有對比的，我們不能限制他們的選擇。
華為在5G上做了很多努力，現在已簽訂了30多個5G合同，發貨25000個基站，2570項5G專利。我們只要把產品做好，總會有人想買的;產品不好，再怎么宣傳，別人都不會買。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簡化內部管理，讓內部集中精力把產品做好，把服務做好，這才是我們真正應對這個變化世界的永不改變的方法。
世界上做5G的廠家就那么幾家，做微波的廠家也不多。能夠把5G基站和最先進的微波技術結合起來，世界上只有華為一家能做到。基站不需要光纖就可以用微波超寬帶回傳，這是一種非常經濟、非常科學的方式。它特別適合地廣人稀的農村，不要認為農村就是窮的地方，美國大量的別墅區就是很分散的高檔農村，沒有光纖的話，它怎么看8K電視?如果不靠華為，它需要非常高的成本才能實現，到時不是這些國家禁止華為的5G，而是求華為把這種5G賣給它。當然，華為是以客戶為中心，有可能還是會賣的。
13、《CNBC》Arjun Kharpal：您之前提到，如果中國政府要求您提供網絡里面的數據，或者在設備里面安裝后門，您會明確的拒絕，不會去服從這樣的要求。但我們知道您也是一個共產黨員，你怎么才能夠拒絕政府或者黨對您提出的要求，以什么樣的方式去跟這樣的要求進行斗爭?面向您的客戶，你通過什么樣的保證讓他們放心，說“出現這樣的事情，我不會去服從”?
任總：我們公司是一家商業公司，商業公司的價值觀是以客戶為中心，所以我必須遵守商業規則。至于我個人的政治信仰，和我們商業行為不一定有密切關系。所以我剛才講的已經非常清晰，就是堅決不會做這個事。今天的采訪通過報紙登出去以后，未來20-30年，也許我還活著的時候，大家會記得用這句話來驗證我的行為。
《CNBC》Arjun Kharpal：接著問一個問題，之前我們提到蘋果的例子，他們不服從政府的要求，甚至把政府告到法庭。中國有沒有這樣的法律制度給華為這樣一種可能?
任總：我不執行政府的要求，應該是政府來告我，而不是我去告政府。政府告不告我，我就不知道了。
14、《Mobile World live》Joseph Waring：我們現在看到，中美之間似乎不僅僅只是貿易戰，甚至有人說看到了新冷戰的苗頭。想問一下，其實過去我們看無線通訊技術的陣營主要是兩派，一個是GSM，一個是CDMA，您能不能預測一下未來有沒有可能出現兩種技術陣營：一個是中國主導的技術陣營，加上美國主導的技術陣營，比如手機平臺上，我們有安卓的平臺，也有IOS平臺。
任總：我們這個世界曾經在鐵路的建設上走過窄軌、標準軌和寬軌共存的時代，這給世界的運輸行業增添了非常多的麻煩。在通訊領域也有多標準的時代，給網絡建設增加了非常多的成本，3G、4G都是這個問題。為了使通訊網絡能夠統一起來，我們共同在5G上達成了一個標準，這就是為迎接人類社會走向一個智能社會打下了基礎。如果人為地把它分為兩個世界，我認為對世界智能社會的進步是有害的。技術科學家的理想和政治家的智慧會決定人類社會的未來。我個人是堅決支持世界建立統一標準的。
15、《華爾街日報》Josh Chin：有加拿大人在中國被扣押，包括被判處死刑，您剛剛提到這和華為無關，但在外界有些人看來就是覺得有關系。您覺得這個事件是有助于孟女士被釋放還是有負面影響?另外請問，您和孟女士之間個人的關系怎么樣?這個關系投射到華為的工作環境之下是什么樣的情況?
任總：首先我不清楚這些事件之間的相關性。孟晚舟事件，我們是通過法律手段來捍衛我們的權利。
對于我們父女之間的關系，既親密也不親密。說不親密的原因，是在女兒很小的時候我就當兵去了，每年有11個月不和孩子在一起，剩下探親的1個月，我在家的時候他們去上學，放學吃了飯他們要做作業，所以在他們的孩童時代、青年時代，我們的連接不夠親密。第二個時期就是創業時代，為了生存而奮斗。我基本每天16個小時在辦公室，無法顧及這個家，所以我的三個兒女和我都不親。從父親這個角度來說，我覺得是虧欠他們的。我曾經和他們談過話，我問“是爸爸小時候天天和你們在一起玩捉貓貓好，還是像今天創造一個平臺給你們提供機會好?”他們說“還是創造平臺好”，所以他們就諒解了小時候我沒有抽時間陪他們捉貓貓。
在工作上，我們是一個流程化的公司，更談不上家庭關系。而且我也不直接管轄孟晚舟的工作，所以我們的交流也不多。將來我退休以后，盡可能去彌補關系。
16、《彭博社》高原：接著剛才問，您現在有退休的打算么?另外兩個關于美國方面的問題，您之前說沒有很好的管道跟美國政府溝通，那現在這么多外媒坐在這里，您如果想有一些給美國政府說的話，您最想傳達的信息是什么?另外，之前特朗普發了Twitter說，如果干預孟晚舟的事情對中美的貿易戰談判有利，他會去做這件事情，您怎么看待特朗普這個人?
任總：第一個問題，我的退休就看谷歌什么時候發明出新藥使人長生不老，我在等這個藥呢?
第二個問題，如果問我想通過媒體對美國說一句話，那就是“合作共贏”。因為越來越高科技的世界，越來越不可能由一個國家、一個公司完整地完成一件事情。在工業時代，一個國家可以獨立做一臺完整的紡織機、一輛完整的火車、一艘完整的輪船，而且信息社會相互的依存非常高，才能推動人類社會更快的進步。人類信息社會未來的膨脹是無限巨大的，所以任何一個市場機會都不可能由一家公司獨立完成，需要有千萬個公司共同承擔。
第三個問題，對于特朗普總統說“要把孟晚舟的事件管起來”，那我只能等等看，我現在不能作出判斷。對特朗普總統的個人看法，我還是認為他是一個偉大的總統，敢于把稅收大幅度降下來，這是有利于美國產業發展的。隨著人工智能大規模在工業和管理中的使用，過去工會問題、福利問題、罷工問題……都會隨之而解。減稅是有利于投資，相當于挖了一片洼地，有利于水流進去。但是只有善待所有國家，善待所有公司，大家才會積極投資，投資產生效益，才能彌補稅收的減少。如果動不動就嚇唬一些國家，嚇唬一些公司，動不動就抓人，誰敢到美國去投資，稅收創造的優越環境就不能發揮出作用。
17、《金融時報》Yuan Yang：很多人認為，目前美國對華為5G的懷疑不僅是因為技術性問題，還有政治性問題，華為已經成為中美冷戰的代表，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任總：首先，華為沒有這么偉大，中美兩個大板塊之間的沖突，怎么會讓華為這顆小芝麻夾在中間，我們能起什么作用呢?中美貿易沖突，至今對我們并沒有產生多大影響，我們預計2019年還會增長，但增長幅度估計不會超過20%。
第二，現在西方有些人認為華為設備運作有陰謀，這種意識形態就像工業革命時期砸壞紡織機一樣，認為先進的紡織機破壞了世界。華為賣的是一個裸設備，這個設備上沒有意識形態。這個設備是由運營商來掌控的，不是華為。所以，我們不要回到工業革命砸毀紡織機的時代。
18、《財富》Eamon Barrett：有兩個問題，之前您提到整個電信行業的相互依存度是非常高的，我們也看到去年中興由于美國的出口制裁基本上是停業了相當長一段時間，如果美國也針對華為實施出口管制的話，會不會讓華為的生意無法運轉?第二個問題是，我聽說很早之前，在華為生產交換機的時候，您與江澤民見過一次面，提到電信交換機與國家安全息息相關的，想跟您確認一下是否有過這樣一次會面，電信行業是否真的與國家安全息息相關?
任總：第一，這些年我們科研性投入這么強大，做了這么多努力，我們與中興是不一樣的，不會發生中興那樣的事情。華為公司的政策和基本商業準則是遵守業務所在國所有適用的法律法規，包括聯合國、美國、歐盟適用的出口管制的法律法規，我們一直致力于建設完善合規體系。
假如真的發生了這種情況，對我們有影響，但不會很大。因為全世界的運營商都會繼續信任我們。我舉幾個例子，在日本海嘯引發福島核電站泄漏時，與難民逆向前進的是華為員工，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在兩周內恢復了680個基站，為搶險救災做出了貢獻;孟晚舟也是這個時候從香港奔赴日本，整架飛機上只有兩個乘客。我們不是見到災難就逃跑，而是為了人類安全，迎著災難向前進。印尼海嘯，我們有47個員工，在13小時內就把海嘯災區668個基站恢復了，支持了搶險救災。在智利9.1級大地震的時候，我們有3個員工在地震中心區失去聯絡，公司準備派搶險隊去搶救這些員工，問我的意見，我認為，地震還在，如果派隊伍進去，會蒙受更大的災難，我們只有耐心等待他們的信息。當這些失聯的員工第一個電話打給他的主管，主管就說了哪個地區的微波站壞了，他們三個人繼續背著背包去搶修這個微波站。他們的事跡，我們后來用真人拍了小電影。事后我去看望過這個員工，剛好智利首富送了我一箱非常好的葡萄酒，我就贈送給他了。大家知道非洲不僅有戰爭，而且是疾病頻發的地區，我們有很多員工都得過瘧疾，大量員工在這些疾病和貧窮地區穿越，如果你們需要照片，可以讓公共關系部提供。從這些事情也可以解釋，我們不是上市公司，不是為了財務報表，我們是為了實現人類理想而努力奮斗。不管條件多艱苦，我們都在努力。
第二，我個人也到過尼泊爾珠峰5200米的地方，去看附近村莊的基站。我說過“我若貪生怕死，何來讓你們英勇沖鋒?”如果我們是一個資本至上的公司，我們不會有這個行為。華為過去30年，為世界偏遠和貧困地區的進步做出了努力，甚至有些人獻出了生命，我們不要忘記他們，不要忘記華為為人類社會做出了貢獻，更不要用猜疑來詮釋事實。
第三，江總書記視察過我們公司，當時公司規模還很小，水泥地板都還沒有干，江總書記沒有做過具體指示，但鼓舞我們努力。記者所說的那些話我沒有聽說過。
19、《華爾街日報》Josh Chin：兩個問題，您現在腦子里想的未來作為公司CEO的接班人是誰?第二,在華為文化的打造上，您發揮了什么樣的角色?華為的文化是以進攻性，高要求著稱，大家也經常概括成狼性的文化，在文化塑造上您做了哪些事情?為什么文化如此重要?
任總：華為公司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為客戶服務，權力是為了推動共同價值觀的動力和潤滑劑，誰來接班，誰就有權力去推動價值觀，起到動力和潤滑劑的作用。如果權力不受約束，就會阻礙和破壞這個價值觀。我們的治理章程是力圖實現分權、共進、制衡，使權力閉合循環，以及在循環中科學更替。
公司的命運不能系于個人。否則個人遇到安危，公司就不運行了?面向未來不確定的生存與發展環境，我們唯有堅持集體領導，才能不斷戰勝困難，取得持續的勝利。集體領導機制的生命力與延續性，是通過有序的換班機制來保障的。所以，今年我們已經完成了170個國家、96768名持股員工的選舉，這要形成新一屆的權力機構。通過制度交接班，才能確保公司“以客戶為中心、為客戶創造價值”的共同價值得到切實的守護與長久的傳承。
我們分成了幾層治理機構，每層治理機構責任聚焦明確，又分權制衡，避免權力過于集中或者因不受約束而被濫用。比如，建立核心精英群體，是由退出董事會、監事會的高層領袖組成，維護公司長遠利益，掌握治理領袖的選拔，這個設計吸取了歐洲著名管理學家馬利克的觀點，也吸收了歐洲和世界各國重要百年公司的治理經驗。董事會的選拔是“任人為賢”，資歷不重要，他們的責任是多種糧食，改變土壤肥力，帶領公司前進。監事會“任人為忠”，對董事和高管的勤勉履責予以監督。所以，權力在閉合中循環，在循環中科學更替。
現在輪值董事長有3位，每個人當值6個月，在當值期間是最高領袖，最高領袖是置于法下，這個“法”就是治理章程;也置于集體民主中的。比如，當值輪值董事長可以提議，3位輪值董事長商議以后，是否能將提議上常務董事會討論;7個人組成的常務董事會通過表決，也只能形成提案，交給董事會表決;董事會多數表決通過，才能成為文件。董事長代表了持股員工代表大會，對常務董事會進行規則管理，常務董事會和董事會的運行必須遵循治理章程的規則。監事會是對董事行為進行監督。所以，誰是接班人，不知道，在循環更替中自然會產生，而不是我制定的，因為我不是沙特國王。
20、《CNBC》Arjun Kharpal：想知道您對2019年的業務展望，我們看到華為的一些競爭對手，包括像愛立信，他們的日子很難過，這會不會幫助華為進一步去發展業務的多元化?2019年收入的目標現在有沒有數字了?
任總：2019年，我們可能會碰到國際環境的很多挫折，所以剛才我說我們的增長不會超過20%，估計在1250億美金左右。我們也不會乘人之危去搶占愛立信、諾基亞它們的市場。而且現在整個環境對它們是有利的，因為有些國家限制我們不能進去，沒有限制它們，它們的機會就比我們更多一些。
21、《金融時報》Yuan Yang：第一，關于孫亞芳女士，您可以解釋一下她在國家安全部、華為的兩個關系嗎?第二，華為和解放軍的商業關系，有多少收入來自軍方或者和軍方有關的機構?第三，華為和軍方或者軍方相關機構在研發方面有無合作?
任總：第一，孫亞芳的簡歷，公司網站上有公布。第二，可能有少量民用產品進入，數量我就不太清楚，因為不是作為主要客戶。第三，我們和軍隊的研發機構沒有合作。
22、《華爾街日報》Josh Chin：您之前提到特朗普總統，還提到了美國的投資環境，想聽聽您的觀點。中美之間的貿易戰，一部分是說美國公司在中國市場的市場準入或者公平競爭的機會不夠，比如說華為現在也進入了云這樣一個領域，其實這個領域對于美國企業限制還是非常多的。那您是不是覺得，中國應該進一步地向美國市場開放，然后來緩解目前的貿易的這個狀況?如果是的話，對于中國的科技企業會有怎樣的影響?
任總：我一貫支持開放政策，但是我沒有決定權。
我可以講個故事給你們聽。2003年，思科與我們有一場曠世紀的官司，當年華為還是“毛毛蟲”。我們遭遇了這么巨大的泰山壓頂的官司，那時候我的精神壓力極大，主要是沒經驗。但是，我從來不會去煽動民族情緒和民粹主義來抵制思科，從而解決我們的官司問題。幾年以后，錢伯斯與我在機場會談，他非常清晰知道我們對思科的態度。因為我們知道，中國這個國家唯有開放、唯有改革才能有希望，不能為了華為一家公司，中國不開放。
又比如，美國突然不采購華為手機這種大事件出現時，中國有些民眾提出要抵制蘋果手機。我們的態度是不能為了我們一家公司犧牲了國家利益，犧牲了國家的開放改革政策。當我們近期在西方受到很嚴厲的挫折，我們還是支持我們國家繼續走向更加開放。因此，我認為，中國只有更加開放，更加改革，才會形成一個更加繁榮的中國。
非常感謝大家花這么長時間來聽我嘮叨，我的講話不盡科學，也不盡完善，通過一個斷面，我們之間有了簡單的了解。相信我們將來還會有機會再見面，我們可以對一些少量問題深入交流。今天的題目是非常廣泛的，廣泛是有利于我回答，我就怕你們對一個問題盤根究底問到底。我們今天認識了，將來有機會坐在一起喝咖啡，有時候也可以說一些隨便的話，但是不要把隨便話都當成新聞話，那么我們會更多推心置腹。我衷心感謝大家今天的光臨，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