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約5000年前，滿天星斗般的文明火花向黃河中游聚合，文化碰撞，社會變革，華夏文明在這里綻放。從4300年前開始，黃河中游晉陜大峽谷兩岸，河汾之東，陶寺人夯土建都;陜北高原，石峁人砌石筑城。雙城隔河遙望，南北呼應，并峙數百年……

近日，“黃河文明的標識——陶寺·石峁的考古揭示”展亮相山西博物院，陶寺和石峁兩大遺址出土文物同場展出，講述黃河文明的悠久燦爛。此次展覽也是石峁遺址正式發掘以來首次大規模展出，石雕、骨簧、陶鷹、玉鉞等珍貴文物，為觀眾揭開了石峁古城的神秘面紗。

堯都陶寺的禮樂之光

“黃河文明的標識”展由山西省文物局、陜西省文物局、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主辦，山西博物院、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考古博物館)、神木市石峁遺址管理處(石峁遺址博物館)、臨汾市博物館、延安市文物研究所承辦。展覽分為“帝堯之都”和“王者圣城”兩部分。“帝堯之都”主要展示陶寺遺址出土文物，并以文化相近的臨汾下靳墓地和芮城清涼寺墓地文物輔展。

陶寺遺址位于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陶寺村，考古發掘面積近300萬平方米，是距今4000年前后黃河中游規模最大的都邑性遺址。遺址清理出宮城、貴族居住區、普通居民區、王陵區、禮制建筑區、倉儲區、手工業作坊區等功能區域，發掘墓葬千余座。陶寺遺址的歷史年代、地理位置、文化內涵等，與史籍所載的“堯都”吻合，因此學界普遍認為，這里就是帝堯之都。

此次展覽展出了陶寺遺址出土的陶器、玉器、石磬等精美文物。展廳里，一件彩繪龍盤吸引了很多觀眾駐足觀看。陶盤上的彩繪蟠龍，身體飽滿而外張，頗具威嚴氣勢。“上古時代的文物有不少呈現龍的形象，到陶寺文化時期，龍真正成為國家形象的代表。彩繪蟠龍盤與一批禮器性質的重器同出于大墓，說明在這個處于中國早期國家形態的社會中，將龍作為崇拜的圖騰。”山西博物院副院長張慧國說。

彩繪龍盤旁邊，陳列著一件由泥質灰陶燒制而成的土鼓，器表飾有繩紋、三角紋等紋樣。張慧國告訴記者，陶寺墓葬中出土了不少樂器，由特磬、土鼓和鼉(音“駝”)鼓組成的樂器套組，具備了禮儀樂器的功能，是陶寺禮樂文明的重要代表。

展覽中還能看到著名的朱書扁壺。在陶片拼成的扁壺殘件上，有兩個朱紅色的字符，其中一個與甲骨文、金文中的“文”字極其相似。朱書扁壺的出土表明當時社會已經出現早期文字。

精致的玉神面也是頗受觀眾喜愛的文物。這是一件祭神的禮器，造型典雅，神態安詳，玉質瑩潤，彰顯出墓主人不同尋常的尊貴身份。“陶寺玉器是陶寺禮器群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用玉制度受到同時期文化影響，其中玉琮、玉璧受到良渚文化影響，玉鉞與雙孔刀有黃河下游地區的文化因素，玉神面與江漢一帶的玉人相似。”張慧國說。

豐富的區域性文化交流是中國早期文明形成過程中的重要推動力。陶寺文化吸納草原大漠的游牧文化、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的農耕文化，在碰撞與交融中，將東西南北的多元文明基因植根于晉南，繁衍出中華文化總根系中一個最重要的直根系。

石峁古城的驚世發現

展覽第二部分“王者圣城”主要展示石峁古城文物，并以山西天峰坪東遺址和碧村遺址文物作為石峁古城文化的重要補充，以陜西延安蘆山峁遺址文物作為連接陶寺文化和石峁文化的重要節點。

石峁遺址位于陜西榆林神木市高家堡鎮石峁村，地處黃土高原北端的黃河西岸、毛烏素沙漠東南緣，主要遺存為距今4000年左右的石砌城址，面積達400萬平方米以上，是中國已知規模最大的龍山時代晚期城址，被譽為“石破天驚”的重要考古發現。石峁遺址引發了學術界關于中國文明起源與形成過程多元性的再反思，對于探索早期國家形成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走進展廳，記者的目光便被一件高60.3厘米的雙面人面石柱所吸引。石柱前后兩面都雕刻著人面形象，凸目，高鼻，厚唇，表情威嚴神秘。這是石峁皇城臺出土石雕中的精品，采用了浮雕、圓雕、陰刻等多種技法，其造型體現出多元文化的復合，并對商周青銅器的造型裝飾藝術產生了深遠影響。

石峁玉器聞名于世，是河套地區集中出土玉器數量最多、影響最廣的遺址，其種類豐富，制作精美，達到了同期文化的最高水平。此次展覽展出了石峁遺址出土的牙璋、玉鉞等玉器。

“藏玉于墻”是石峁文化極為特殊的現象。在城墻修建過程中，石峁人將玉器嵌入墻體或埋入墻根。專家認為這可能是一種“賄神”行為，表現了石峁統治者希望城址安穩永固的強烈愿望，其巫術特征大于禮儀特征。

展廳里的一組骨質口簧也是石峁考古的重要發現。口簧是漢唐鐵簧、明清口琴的前身，由簧鞘、簧舌及拉線等組成，通過撥動彈性簧舌發出的基頻音及其諧波音來演奏曲調。石峁皇城臺共出土20余件骨質口簧，制作于距今約4000年前，是目前國內所見年代最早、數量最多的弦樂器。有學者認為，骨簧樂律可能對石峁上層控制周邊區域、維持社會穩定和維系區域整體穩定等具有特殊的意義和作用。

石峁遺址還出土了大型陶鷹、銅鏃、卜骨等文物。“其超大型城址、宏大的建筑、復雜的宗教現象、精美的玉器，及其與周鄰聚落形成的多層級關系，都表明在4000年前，以石峁遺址為中心的河套地區形成了高度復雜的社會文明。”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長、石峁遺址考古隊領隊孫周勇說。

黃河文明的核心標識

陶寺文化與石峁文化的絕對年代大致吻合，兩者隔河相望，南北呼應，既有不同又有聯系。

“陶寺與石峁這兩大都邑性遺址，除了因地理條件的不同，城址建設存在夯筑與石筑的差異外，在典型器物、筑城規劃、城址結構、夯筑技術、用玉制度、彩繪圖案、殺戮祭祀、鑄銅技術等方面顯示出千絲萬縷的關系，而這種關系遠非承前啟后、敵我對峙等簡單認識能夠概括的。”孫周勇說。

此次展覽展出了陶寺和石峁遺址出土的部分陶器，面貌相似度很高。“陶寺土鼓、陶鈴、扁壺等典型陶器，在石峁遺址所在的陜蒙地區也有發現。”張慧國告訴記者，“陶寺早期流行的炊器以釜灶為主，中期受石峁文化影響突然出現陶鬲，并在晚期逐漸增多。”

以黃河為紐帶形成的大河文化，在漫長的碰撞、裂變、融合中，產生了以陶寺和石峁等文化為代表的早期國家文明，推動了中華民族最早共同體的誕生和最初中國的演進歷程，奠定了中國社會綿延不斷、多元一體的歷史發展格局。

“圍繞陶寺與石峁這兩個代表性遺址來展示那個時代的文化面貌與當時邦國之間的交流、沖突，展現中華文明發展進程，進而打造文明標識，構成了這個展覽的主題。”山西博物院館員、此次展覽策展人崔躍忠說。

為了讓公眾更加深入地了解陶寺和石峁的歷史文化內涵，山西博物院圍繞展覽主題推出了講座、沙龍、研討會、研學游等系列活動。（付明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