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年前的明永樂十九年(1421年)正月，朱棣正式遷都北京。遷都前，朝廷對北京地區展開了大規模的城市建設，宮殿、壇廟、城垣、城樓、陵寢等，工程種類繁多，規模浩大，對木材、石料和磚瓦等建材的需求大增。如何快速把這些建筑材料遠距離運送到北京?靠著勤勞和智慧，古人也用上了“特快專遞”。

來自四川深山的木材快遞

當時北京宮殿建造主要是木質結構，使用的木材幾乎全是頂尖的楠、杉、松、柏、樟等，而這些木材大多產在四川南部和東部、貴州東北部、湖廣西部地區的深山老林。朝廷組織了專班，在采伐地設置木場，設有督木同知專司砍伐事宜，招募有經驗的斧手、篾匠、拽運夫等，參與木料的砍伐與運輸。楠、杉大木皆產于深山之中，為避免木材砍伐墜入深谷導致損毀，技術要求很高，每次砍伐都要采用定向拽曳技術。樹木伐倒后，要進行去頂、截根等粗加工，由斧手砍掉樹木枝葉，修理主干形成木方，并在大木一端鑿孔，即“穿鼻”，以適應長途運輸的需要。

木材粗加工后，要轉運出山。首先把木材從采伐地運到“外水”，即溪水處，讓木材沿著溪水順流而下，即溪水遞運。一棵大型楠木長達二十多米，直徑也有三四米，如此大棵的木材只有借助溪水的力量才能運出深山。山溪平時水量小，加上水道崎嶇，礫石遍布，因此要等待雨季溪水泛漲的時候，大木才能浮起，方可順流拽運前進。因為高程問題，有時還需要分段筑壩蓄水，建立方塘，避免溪水減少影響運輸，這樣才能逐級下放大木運至大江。如此的漂流運送一般在夏秋季節進行，這個時期雨水量大，溪水泛漲，便于運輸。《四川通志·木政》有載，“拽運于陸者在冬春，拽運于水者在夏秋”。

這些深山里采伐的木材運出山到達川楚大河后，“督木同知將放出木頭赴督木道交割”，驗收之后將這些木材沿江河遞運至京城。這些木材因為是朝廷征用，被稱為“皇木”。

運送皇木分為沿長江和沿運河兩個階段。沿江遞運是靠著長江自西向東流的優勢，將這些皇木扎成巨大的木筏、木排沿長江漂流。長江水道各段地勢變化較大，水勢也大不相同，因此需要沿途經過的各府州縣征用軍士或民夫協助拽運。

皇木自長江進入運河后，此時地勢南低北高，皇木到山東南旺運河段，需逆流而上;過了南旺后，運河變成了順流而下;經過天津后，再沿北運河北上又是逆流而上。木材順流而下較為容易，而逆流輸送則較為困難。朝廷為保證皇木順利運輸，多次命令沿河附近州縣組織民夫助運皇木。這種運輸方式一直延續到明末。

萬歷年間，傳教士利瑪竇第一次北上進京時，看到運河沿岸民夫拽運皇木，他記載：“一路看到把梁木捆在一起的巨大木排和滿載木材的船，由數以千計的人們非常吃力地拉著沿岸跋涉。其中有些一天只能走五六英里，像這樣的木排來自遙遠的四川省，有時是兩三年才能運到首都。”可見皇木沿運河輸送有多困難。

這些皇木進入大運河北端的通州張家灣，再由這里運往北京城。張家灣設有暫存木料的木廠，稱為“皇木廠(神木廠)”;有專門運送木石的車戶，負責將皇木輸送至京師。巨型楠木特別沉重，一般要用多輛大車運送。“自灣至神木廠，陸路半日之程，大車兩輛并作一輛，名雙腳車，止運木一根。”陸路運輸也有時間上的安排，一般在冬春季節進行，“冬春土力堅實，上下所乘在此一時”，夏秋雨水較多，道路泥濘不堪，對運輸極為不利。

來自徐州和浚縣的石料快遞

當時北京的建設工程使用石料更多，這些石料一部分來自北京城附近的房山、西山等地，還有一部分來自外地，比如用量較大的花斑石多來自今江蘇徐州、河南浚縣等地。如何安全快速把這些石料運送到北京，也是十分嚴峻的課題。

石料開采好后，首先要把石料從石塘坑內翻出。這是極其困難的工作，即便是一般中小石料，將其翻出塘坑也絕非易事;而對于大型石料，翻出石塘坑則更加艱辛。在裝運之前，先把石料就地加工成粗料，再把到裝車點的路段開鑿成一個大斜坡，墊上滾木，使用撬杠和人拽的方式，緩慢移動石料，才能將石料放置在運輸工具上。據《兩宮鼎建記》記載，石料“大者折方八九十丈，次者亦不下四五十丈，翻交出塘上車，非萬人不可。”石料裝上車后，就開始了運輸過程。

大型石材體積較大，沉重無比，不僅裝卸困難，且運輸難度極大。《兩宮鼎建記》記載：“三殿中道階級大石長三丈、闊一丈、厚五尺。派順天府等八府民夫二萬，造旱船拽運。派同知、州判、縣佐貳督率之。每里掘一井以澆旱船、資渴飲。計二十八日到京，官民費計銀十一萬兩有余。”這里的旱船是指運輸石料的大車，只能在冬季進行拖運，因為嚴冬結冰時，沿途每里挖一口井，以井水澆路結冰，由軍夫、民夫拖運裝載巨石的大車，即旱船，在冰上緩慢移動，一路拽運至工地。從房山大石窩到北京城140里，這樣的運輸方式，每天行程約4到5里，需花費近1個月時間，耗時費力，艱難可見一斑。

對于采自外地的石材，因距離較遠，大多利用運河運輸。江蘇徐州、河南浚縣等地的花斑石就是通過大運河運至北京的。徐州出產的花斑石，由漕船經御河北上，進入北運河到達通州;產于河南浚縣的花斑石則經衛河進入御河，沿途北上到達通州。《萬歷順天府志》記載，通州張家灣有花斑石廠，這些花斑石經水路運來，運至通州張家灣碼頭后卸船，暫存在花斑石廠，然后根據需要運到營建工地。

石料運輸在時間安排上選擇在冬季進行，除了冬季路面堅硬，便于冰化路面之外，還因為春夏之際往往農事繁忙，此時征調民夫對農業生產不利。

石料運至北京城各處工地后，工部派遣官員專門負責驗收。“大料運至西長安，夕，交卸，小料運至內西華門外河邊交卸，灰石作會收，令石匠成造，然后用人夫運進宮殿。”至此，付出了巨大努力運輸到京城的石料才進入建筑使用環節。

運河沿岸的磚料快遞

當時的磚瓦，除了琉璃瓦在京西燒制外，還大量使用了山東臨清等地的優質磚料。據臨清《繕部題名記》載：“國家營建，工恒需于陶，陶恒于要會地。臨清故要會，吞汶、濟、漳、衛諸水，建瓴滄渤，檣艦蔽流而南北者，蓋猬毛集也，因北艦之集，而以所陶附之北輸，于輸便，臨清建磚廠陶焉。”

燒造磚瓦的地點大多在運河沿岸，永樂九年(1411年)疏浚會通河之后，南北水道徹底貫通，漕船及官、民運船往來頻繁，于是朝廷發明了過往船只幫助捎帶磚料的做法，這樣數量龐大的燒磚就被一撥撥的漕船捎到了京城。嘗到了甜頭后，朝廷逐漸制定并完善了運船到京常例順帶磚料的辦法。帶磚所涉船舟由開始的漕船，迅速擴展到除御用皇船外之一應官民船只。到嘉靖初，北京建設工程增大，需磚量日益增多，漕船每只帶磚高達192塊，民船帶磚數量也是天順年間的兩倍。

逐漸，北方臨清和南方揚州儀真、瓜州成為主要的磚料基地，其中臨清磚廠每年順帶到京城的磚料大約在百余萬塊;儀真磚廠，也稱南京工部分司，每年可提供二百余萬塊。儀真磚廠集中了江南各地的磚料，江南舟船也都在此順帶磚料，為了便于管理還使用了專門的“磚票”。瓜州磚廠在揚州府江都縣瓜州鎮新壩北，每年也能向京城提供不少的磚料。

大量磚料運到通州張家灣附近磚廠交卸后，還需要再運往北京城。由于軍民車戶轉運不及，磚料多堆積通州潞河一帶，而工地用磚卻供應不上。監察御史羅通扈“建言免天下徒流以下罪囚運磚”，永樂帝朱棣采納了這個建議，制定出臺了罪囚輸作納贖的法規，其中即有運磚一項。到了正統年間，除了罪囚之外，小過也罰運磚料。弘治年間，甚至朝官也被罰運磚，“三品以上者罰令運磚五百;四品以下者三百;九品以下者二百”。

雖然當時社會生產力低下，但在北京城的營建中，人們克服了種種困難，充分發揮聰明才智，使全國各地的各類建筑材料持續不斷地運送到北京來，這才成就了氣勢磅礴、雄偉壯麗的北京城。(劉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