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重獲新生，有的“認而不養”，有的“張冠李戴”……

山西“文物認養”為何喜憂參半

2017年，為挽救瀕危古建，山西省出臺政策，引導社會力量參與“文物認養”。幾年來，有的認養讓文物重獲新生，有的卻“認而不養”“張冠李戴”……

無論是認養主體、文保專家還是相關部門，都認可“文物認養”這一模式，但也一致反映目前政策支持力度不夠“硬”，尚未建立激勵、保障等配套機制

一位認養文物的企業負責人說，“認養文物就像認養了一個‘爺爺’，只能照料，無權處置，照料不好恐怕還得擔責”

和很多景區不同，張壁古堡在新冠疫情影響下并沒有實行免費。時下，天氣轉冷，景色單調而缺乏生氣，但游客們依然愿意到山西介休，花40元錢買一張票，游覽這座罕見的地上地下“雙子城”。

張壁古堡有1600多年歷史，但聲名大振不過是近10年的事。當地政府牽線，企業與古建攜手，讓這座曾經破落不堪的千年古堡重獲新生，不僅成為知名景點，還入選了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這樣的佳話在文物大省山西不止一個，它們向外界展示，為挽救瀕危古建而探索出的“文物認養”模式，并非一條“死胡同”。

有的認養讓古建重獲新生，有的卻“認而不養”“張冠李戴”……一路走來，山西“文物認養”喜憂參半。保護古建，需要打通政策“梗阻”，各方協同再加把勁。

探索文保“新路”，引導社會力量參與

山西，表里山河，文化深厚。全省現存古建28027處，數量為全國之最。但受資金、人員、技術等條件所限，大部分古建缺乏有效保護，默默地散落在山林與村落之間，自生自滅，有的已經因為自然損毀和人為破壞永遠消失。

留住古建，才能記住歷史。2017年，山西省總結基層文保探索經驗，在全國省級層面率先啟動“文明守望工程”，出臺政策引導社會力量參與“文物認養”。經過不斷努力，一批瀕危古建得到搶救性保護，實現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雙贏。

山西凱嘉能源集團是“文物認養”的先行者之一。這家山西介休本地煤企，早在2009年就參與到張壁古堡的保護開發中，已累計投入資金近6億元。

文物專家考證，張壁古堡始建于十六國時期，曾是一座軍事堡壘，系后趙豪強張平建造的眾多烏壁之一。烏壁是古代一種防御體系，集中出現在十六國時期，山西、河南、河北分布尤多。

張壁古堡地面布局與二十八星宿相對應，至今堡內仍保存著可汗廟、琉璃碑等諸多珍貴地上文物。地上有明堡，地下有暗道。尤其是北朝古地道長約萬米，上中下三層，攻防兼備。

雖然世所罕見，但受當地政府財力所限，張壁古堡過去并沒有得到有效保護。山西凱嘉張壁古堡生態旅游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張金祥說，在企業認養之前，張壁古堡內部很多建筑已岌岌可危，有的徹底坍塌，有的外墻開裂，私搭亂建等人為破壞也很嚴重。

“公司接手后，在古堡附近建設了張壁新村，將村民從古堡內遷出，隨后又陸續拆除了風格各異的現當代建筑和裝飾，逐漸恢復了古堡原貌。”張金祥說，整個認養開發實現了文物保護、新農村建設和生態治理等多重效益，去年景區門票收入已經增長到1000萬元，應該說是比較成功的。

在山西，類似的成功案例還有多處。

位于山西省晉城市沁水縣的湘峪古堡，是明代后期戶部尚書孫居相和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孫鼎相兄弟的故居，過去并不知名。五六年前，記者到當地采訪時，這里還是一副殘破的樣子。很多老房子已被廢棄，院子里長滿了雜草，房頂和門窗破損嚴重。村民在旁邊修建了很多平房，古堡四周堆積著各種垃圾，城墻也大多倒塌，幾乎沒人到此游玩。

在企業參與認養之后，短短幾年時間，湘峪古堡就獲得修復保護和開發，周邊環境徹底得到整治，古堡前的河道也在清理加固后重新復流。新冠疫情防控期間，湘峪古堡實行免費參觀，每天都有大量游客前來。

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長張曙光說，去年山西已重點選出292處古建供社會認養，88處已被認養，不僅減輕了財政壓力，還起到了良好的保護效果。

認養熱度不高，甚至“認而不養”

盡管山西“文物認養”模式不乏成功案例，但也逐漸暴露出認養“熱”度不高、文物“活”度不足、政策“硬”度不夠等問題。有的認養主體后續開發遇阻，繼續認養的積極性受到打擊;有的在開發保護中未能“修舊如舊”，飽受爭議和詬病;有的干脆認而不養，遲遲不開工進行修復保護，放任文物“重病纏身”。

說起自己的文物認養之路，山西省臨汾市曲沃縣企業家馮才有一肚子“苦水”。在他的帶領下，記者來到他認養修復的龍泉寺。寺廟占地面積不大，大殿內空無一物，墻上有精美的壁畫。院子里積著厚厚的落葉，踩上去沙沙作響。

馮才說，因為是一座空廟，沒有人來，也就不安排人打掃，平時大門都上著鎖，他自己看見就心煩，也很少過來。

2012年，馮才響應地方政府“民間力量參與文物保護”的號召，認養了龍泉寺。龍泉寺坐落于曲沃縣南林交村，是一座元代寺廟，由于年代久遠，已經瀕臨“殿毀樓塌”。馮才認養后，立即聘請專業單位制定修繕保護方案，批復后馬上高標準施工，連門廊上的描金用的都是真金，先后投入了400萬元。修復后，龍泉寺從原來的“縣保”成功升至“國保”。

馮才認養龍泉寺的初衷，是想恢復寺廟的功能，可等“廟”修好了，他卻發現根本塑不了“佛”。原來，龍泉寺后面住著一戶村民，認為寺廟修復影響了他們的生活，補償金額談不攏，就找出相關政策規定進行阻撓。

“原文化部1984年曾規定，凡已毀損無存的宗教塑像，文物部門不準重塑。這戶村民就拿著這份文件來反對，相關部門拿不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也沒人敢批準施工。”馮才說。

他告訴記者，山西的古建大部分是寺廟，佛像基本上都在“破四舊”時毀掉了，現在政府鼓勵社會力量參與文物保護，可要是還堅持按這個30多年前的舊政策辦事，誰還敢認養?

不僅政策上有“堵點”，修復過程中也存在“跑偏”。文物保護應堅持最小干預原則，講究“修舊如舊”。但有的企業在文物認養過程中，一味考慮如何有利于后期開發，導致文物修復時人為再造古建形制，構建“張冠李戴”，失去了修復保護的意義。

山西省中部某縣有一座寺廟始建于唐代，后世多次重修，寺中有一明塔因采煤出現傾斜，其他建筑也年久失修。當地一家企業認養后，先后花了1.5億元修復寺廟，開發旅游。但因為害怕擔責，這家企業對最該保護的明塔沒有采取多少保護措施，卻將看上去“平庸”的大雄寶殿等建筑拆掉重建，建得和以前完全不一樣。

該企業一位負責人說，原來的建筑比較低矮，外觀和人們心目中的佛殿差距很大，如果按原貌修復，游客不愿看，很難轉化成旅游資源。

盡管有違文物保護原則，但這位企業負責人說出了“文物認養”面臨的現實尷尬。山西古建以寺廟居多，很多“顏值”不高，難以吸引游客。

還有一些認養企業或個人花重金，將文物修復得很好，卻“活”不起來，最終只能“鐵將軍”把門。

究其原因，一是一些古建要么地處偏僻，要么名聲不大，游客不便去或不了解;二是一些古建修得花花綠綠，與文物固有氣質不符，俗氣逼人，游客不想看;三是一些古建修復了“外殼”，內無展陳，游客無可看。

記者現場看到，因為無法塑像，修復已啟動6年，龍泉寺現在還是一座空廟，各殿既無展陳也無佛像，平時只能鎖著。“政策打架，梗阻難除，讓一部分認養人有苦難言，也讓不少后來者望而卻步。”馮才說。

各種原因交織在一起，導致文物認養率明顯偏低。今年，山西又增加了一批供社會認養的文物，30多家主體新簽訂了認養協議，但整體認養率仍低于50%。

已被認養的文物，也不一定能得到修復保護。有的企業“認”的時候很積極，“養”的時候卻原地不動。

這背后，既有認養回報的綜合考量，也有企業生存壓力加大的現實原因。一些文保人員和企業家認為，文物認養“熱”度不高的主因，是近幾年民營企業利潤下滑，無力顧及。一些有實力的國有企業則以“國家無要求”為由，拒絕認養。另外，許多企業在面對政府推介時，不知道認養文物用來干什么，不敢“出手”。

除了當地企業家回報桑梓或留住鄉愁的情懷，文物認養主要靠相關部門做工作去推動。一些資源型企業，過去多是在開采地文物部門的“提議”下認養文物，但這一招目前已經不靈了。

“以前，企業辦理采礦權延續，需要有文物部門對開采區地上文物情況的核查認定手續。這項審批已在前幾年取消，文物部門對企業約束力降低，說話不太好使了。”一位基層文物部門干部說，去年縣里有幾家企業認養了文物，也簽了協議，可現在一年多過去了，沒有一家投入修復。

“認”易“養”難，政策“短板”需補齊

無論是認養主體、文保專家還是相關部門，都認可“文物認養”這一模式。但他們也一致反映，目前政策支持力度不夠“硬”，尚未建立激勵、保障等配套機制。

“雖然張壁古堡保護開發效果看起來不錯，但我們投入巨大，回報太少。”張金祥說，近幾年，公司每年虧損1000余萬元，想進一步謀發展，配套土地又供應不了。

“文物認養，‘認’容易，‘養’很難。”一位認養文物的企業負責人說，“認養文物就像認養了一個‘爺爺’，只能照料，無權處置，照料不好恐怕還得擔責。”

趙曙光說，雖然山西省近兩年出臺了《山西省動員社會力量參與文物保護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實施方案》《山西省社會力量參與文物保護利用辦法》等系列文件，但文物認養的獎補、周邊土地配套等相關政策，仍未建立起來。

從實踐效果看，社會力量參與認養，是撬動民間資本加大文物保護力度的有效途徑，但要想推動這項工作順利開展下去，還需進一步激發社會積極性。

要根據文物活化利用價值大小，區分是以開發利用為主還是以修復保護為主，對癥下藥，分類施策。開發價值大的可以采取市場化方式運作，只修不用的應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吸引公益力量和各類基金參與。

“對那些只修不用的文物，可以考慮在企業稅收、發展用地、技工培訓等方面給予認養人一定優惠，加大中央財政獎補力度，提高文物認養的吸引力。”曲沃縣文旅局局長董朝暉說。

要探索參與度更加廣泛的認養模式。部分文物專家表示，文物認養應納入全域旅游框架，實現二者緊密結合，相互促進，也應打破省界限制，積極探索全國認養，讓有愿意、有實力的社會力量都能參與進來。

此外，針對基層文物部門人員少、力量弱的現狀，應當積極利用科技手段提升監管能力。趙曙光說，要盡快建立健全專門的文物監管數字化平臺，全省一張網，讓文物認養的后續監管有“千里眼”“順風耳”。(記者柴海亮、呂夢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