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詩歌有一類詩反映歷史，隱微地表達政治態度，被稱為微言政治詩。為了探究其微言大義，產生了以史證詩的研究方法。鄧小軍先生講：“以史證詩，是考察詩人的本事、詩中的時事或歷史背景以釋證詩歌。”(《談以史證詩》，見《詩史釋證》)孟子解詩注重知人論世，受此影響，從《毛詩序》開始，以史證詩就成為解讀中國古典詩歌的重要方法，經過宋人湯漢注《陶靖節先生詩》、清人錢謙益《錢注杜詩》、倪璠《庾子山集注》、陳沆《詩比興箋》等，至陳寅恪在《讀哀江南賦》一文中提出古典字面、今典實指的注釋方法，對微言政治抒情詩的釋證達到成熟。
生活于魏晉易代之際的阮籍，長期處于司馬氏身邊，耳聞目睹了眾多政治事變，懾于司馬氏的政治高壓，不能直接表達意見，就在《詠懷》詩中委婉曲折地加以表達。因此，他的《詠懷》詩與歷史密切相關，可以稱之為微言政治詩。古人對此多有評論，清人王壽昌《小清華園詩談》卷上說：“嗣宗《詠懷》，其予奪幾可繼《春秋》之筆削。”(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三、朱嘉征《詩集廣序》卷八以《春秋》比阮籍《詠懷》詩，他們都著眼于阮籍詩歌中暗含的對時事的褒貶態度。
通過分析阮籍詩中的典故，尤其是暗指時事的“今典”，或者探究其比興藝術，對揭示《詠懷》詩中的微言大義，具有重要價值。比如《詠懷》詩其五十一：
丹心失恩澤，重德喪所宜。善言焉可長，慈惠未易施。不見南飛燕，羽翼正差池。高子怨新詩，三閭悼乖離。何為混沌氏，倏忽體貌隳。
黃節《阮步兵詠懷詩注》指出，阮籍此詩首二句“丹心失恩澤，重徳喪所宜”，寫魏以恩澤施于司馬氏，而不能得其丹心，則“恩澤”“重德”失矣。“善言焉可長，慈惠未易施”，魏明帝托孤于司馬懿，他臨死前的“善言”未能感動司馬懿，則“慈惠”也不易施予。“高子怨新詩，三閭悼乖離”二句，用《詩經·小雅·小弁》及《孟子》的解釋，和屈原傷悼宗室的事例，暗指曹魏摒棄宗室。末二句用《莊子·應帝王》之典，指司馬氏不知所以報恩，而反行篡弒的時事。明白了全詩主旨，則“不見南飛燕，羽翼正差池”二句確實不是單純的景物描寫，而是用《詩經·邶風·燕燕》的典故，《鄭箋》揭示了《燕燕》的歷史背景：“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媯于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己志。”州吁以臣弒君，與司馬昭所為相同，故《詠懷》詩用此典譴責司馬昭不知報恩而反行篡弒。
運用以史證詩的方法，還可以揭示出《詠懷》詩其二“二妃游江濱”、其十一“湛湛長江水”、其十六“徘徊蓬池上”、其七十九“林中有奇鳥”等詩中隱藏的阮籍對政治事件的看法。
然而，并不是阮籍所有的《詠懷》詩都暗指時事，表達自己的政治態度。中國詩歌的傳統為“詩言志”，詩歌以抒情為主，展示的是詩人的內心世界。蕭統編《文選》卷二十三選錄了阮籍《詠懷》詩十七首，唐人李善與五臣剛好代表了古人對阮籍《詠懷》詩解讀的兩種意見。李善注《文選》，說阮籍《詠懷》詩：“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卷二十三卷)他只注出阮籍典故，不去揣測詩意。五臣注《文選》與李善不同，他們努力揭示阮籍的意旨，但是許多解釋流于牽強附會，為后人所詬病。比如阮籍《詠懷》詩其一“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呂向注以為孤鴻喻指賢臣孤獨在外，既未注出古典，又不指明今典。至于以鷲鳥釋翔鳥，更是出于主觀臆測，并無確實的依據，因此，所謂翔鳥比權臣司馬昭，就難以使人信服。
沿著五臣的路子繼續挖掘阮籍《詠懷》詩微言大義的還有元人劉履《選詩補注》、清人何焯《義門讀書記》、陳沆《詩比興箋》、蔣師爚《詠懷詩注》、古直《阮嗣宗詩箋定本》、黃節《阮步兵詠懷詩注》，以及現代學者陳伯君《阮籍集校注》、郭光《阮籍集校注》，靳極蒼《阮籍詠懷詩詳解》等，他們運用以史證詩的方法解讀阮籍《詠懷》詩，深入剖析了一些詩篇的隱微之意，但也存在牽強附會之處。真正拋開時事，從詩歌本身入手解釋詩歌的是黃侃《詠懷詩補注》。
關于以史證詩導致的弊病，黃庭堅有著深刻的認識，他在《大雅堂記》中說：“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于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邪!故使后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后之登大雅之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劉琳等校點《黃庭堅全集》)因為杜甫被視為忠君的典范，因此有些人解讀杜甫詩歌，完全比附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認為杜詩中的人與物都有寄托，解讀詩歌變成了猜謎游戲，卞東波稱之為“過度闡釋”(《南宋詩選與宋代詩學考論》)。
錢鍾書先生認為，即使詩歌反映了歷史，詩也有著獨特的價值，他說：“也許史料里把一件事情敘述得比較詳細，但是詩歌里經過一番提煉和剪裁，就把它表現得更集中、更具體、更鮮明，產生了又強烈又深永的效果。”(《宋詩選注》序)詩歌從歷史中進行提煉與升華，會取得史書無法達到的效果。誠如朱光潛先生所言：“詩的真實所以高于歷史的真實者，因為自然現象界是未經發掘的礦坑，文藝所創造的世界是提煉過的不存一點渣滓的赤金純鋼。”(《想象與寫實》，《朱光潛美學文集》第二卷)兩位先生都指出了詩歌不同于歷史的獨特性，即使反映歷史，詩歌表現得更鮮明、更具體，既具有抽象性，又具有形象性。
羅宗強先生評價杜甫詩時說：“以時事入詩并不是詩的‘時事’，‘詩史’并不是用詩寫的史書……一部史書，為我們提供的史料要豐富得多……歷史科學總結人類的活動規律，記錄人類歷史活動的情狀……它用的是理性的觀察、分析、判斷、概括、敘述。它提供的是對歷史的理性認識。而杜詩提供的，卻是一個歷史時期的社會生活無比豐富的畫面。”(《李杜論略》)羅先生雖然評論的是杜詩，其實具有普遍性，也適用于阮籍詩歌。作為詩歌闡釋方法中的一種，以史證詩有其適用范圍，在具體方法上，注釋典故，需要找到古典與今典的相似性，闡釋比興手法，也需知人論世，契合詩人所處環境。
偉大的詩歌，既與歷史相關，又有超越歷史的普遍性。詩歌創作的激發因素與時代有關，同時詩歌又具有一種永恒性，解釋了人性或人類社會的普遍規律。例如，清人馬墣對陶淵明《述酒》等有政治傾向的詩，持有一種似乎矛盾的態度，他在《陶詩本義》中引用了大量以史證詩的觀點，又說這些詩“晉宋之事在其中，又不專言晉宋也”(《陶詩本義》卷四，乾隆三十五年吳肇元與善堂刻本)。詩歌既和時代有關，又是一種歷史發展規律的概括，這樣的詩具有多義性，往往更耐人琢磨回味，相比于主旨確定的作品，藝術價值更高，具有更大的魅力。
阮籍《詠懷》需要以這樣通達的眼光來解讀，比如其二“二妃游江濱”，詩末的“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既可以作君臣理解，表達了阮籍對司馬氏陰謀篡位的不滿，也可以看作夫妻、朋友之間最終背棄，反映了阮籍對人世間普遍存在的一種現象的感慨。其三十一“駕言發魏都”，以古諷今，借戰國魏的滅亡喻指今日曹魏之衰敗，驕奢淫逸導致亡國何嘗不是一種歷史規律。總之，解讀阮籍《詠懷》詩，既需要知人論世，深入歷史，解釋阮籍隱微的政治態度，同時也需要跳出歷史，從詩歌本身出發，認識到詩歌反映的是一種歷史規律或人性本質。這樣才能認識阮籍《詠懷》詩的價值，欣賞《詠懷》詩的魅力。(張建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