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世紀前后的幾百年間，東地中海沿岸、南亞次大陸、東亞大陸的幾大古文明，不約而同地進入一個精神飛躍時期。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雅思貝爾斯將這一時期命名為“軸心時代”，也即人類精神樞軸形成的時代。軸心時代的一個顯著成果，便是先哲歷經數代鍛冶，構建觀照宇宙、社會、人生的文本，成為延傳后世的經籍，筆者曾將其稱為“文化元典”(參見拙著《中華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堪稱“元典”的論著略如下述——

希伯來的《舊約全書》《新約全書》;

古希臘的柏拉圖《美諾篇》《巴門尼德篇》《理想國》，亞里士多德《工具論》《物理學》《形而上學》等群哲論著;

古印度的《吠陀》及承續其緒的《梵書》《森林書》《奧義書》，以及由“經藏”“律藏”“論藏”組成的佛典;

中國先秦的“五經”(《詩》《書》《禮》《易》《春秋》)，以及《論語》《孟子》《老子》《莊子》《荀子》《韓非子》諸書。

文化元典提供第一批原創性理念與范疇，構筑諸民族乃至整個人類的精神家園。作為先民智慧的結晶、后人思想運行的基軸和騰躍的起跳板，元典精神具有歷久彌新的價值。英國科學哲學家懷特海說：“兩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學史不過是柏拉圖的一連串注腳。”可見西方人對其元典的依憑。中國哲人張載說：“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王夫之說：“六經責我開生面”，將作為“往圣絕學”的元典(如六經)視作開辟“萬世太平”的精神起點。

“六經”乃中華元典的基干，而“樂”本無經，傳之后世的實為“五經”。“五經”是殷周王官的集體創作，流傳數百載，由下移民間的晚周諸子(如孔子及門徒)修纂成冊。春秋末年的孔子(前551—前479)并非《詩》《書》《禮》《易》《春秋》的著作者，而是整理者、闡述者，“述而不作”即此之謂。孔門再傳弟子追記孔門師徒言行，成《論語》一書。

《論語》成書于戰國初年，恰值“五經”編纂、集成的關鍵時段，也是諸子成書前夕，故《論語》上承“五經”，下啟戰國諸子。諸子書多與《論語》保有因緣關系：或者發揚其遺緒(如《孟子》《荀子》)，或者與其展開辯難(如《莊子》《韓非子》)。因此，《論語》處于中華元典的樞紐位置，其著力闡發的仁學與禮學，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干，對于兩千余年的中國社會發揮了重大影響。

與印度元典、希伯來元典不同，《論語》“敬鬼神而遠之”，宗教色彩淡薄，并且很少玄談“性與天道”，不大正面言及哲學本體論、宇宙論，其探討的多是平實的人生哲理，將“五經”要義包蘊于日用常行之中，論仁、論義、論禮、論智、論信、論孝悌、論君子，寓大道于人倫，自成一種非神文的人文思想系統，這是《論語》智慧的特色所在。通過《論語》的解讀，能夠加深對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的認知，有助于把握其優長與缺失。

元典作為蘊藏著豐富文化基元的文本，預留無限寬闊的詮釋空間，具有常釋常新的潛能。《論語》弦誦之聲不絕千古，世世代代的人們在閱讀間發出“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的贊嘆。千百年來，《論語》的注解及詮釋本多不勝舉，如今，張艷國教授著《〈論語〉智慧賞析》，把握住中華元典的人文要義，并以新銳的現代意識觀照，從人生哲學入手，旁及政治觀、社會觀、教育觀，綱舉而目張。該書從《論語》的語錄體風格出發，采取逐段解析的方式，提煉各篇主題，予以凝練概括，擬就的一些小標題，不失原義，又用語鮮活，富于時代性和感染力。通過“與古人對話”，把原文所蘊智慧提煉出來，展現先哲的現代啟示，并將自己的研究心得融入其中，展示了新的學術視角。(馮天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