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語萍的小說《上國下國》，是一部雋永、特別的作品，有相當的質地和寄托：敘述自我，明亮，意涵豐富，現代性地祭祀。表達了青河村因陳舊而因襲的老寂寞和新困惑，是青河村的命運在此刻的表現。

其出走、荒蕪，村道隱約、房屋破敗，以及三姓村人的歌哭喜怒，其實是一種不自知又不知如何命名的孤獨，一種不涉日常、容易被忽略的憂患。也因此以撲克游戲的方式，仿形而上地構筑了作者的探討模式，從而解說村子和人們的生存秘戲。

青河村是小說的主角

青河村被明白地書寫，自有一種特別表面的日常孤獨和村民個體精神上的內在憂郁。如果我們恰好有一個童年在鄉村的成長經歷，就能夠會心一個村莊位于河流源頭的那種最初憂思——那些最初的、被山地匯集的雨水，并不是在開掘河道，只是在尋找低處安放自身，不斷向低處藏身于壑，意外成型著淺陋河床，或攜帶新泥或滴答嗚咽，順著自身的重力裹挾草葉、腐殖，收容蝌蚪、魚蝦，以及更多看不見的生物，跌宕更低處的機運。

一個村子和它的小河如此，一個規模共同體的文明曙光，何嘗不是河床初成的建構邏輯?

河床的優劣并不重要，值得肯定的是它的尋找、賦形是合理的。我們將如何理解它曾經的和現在仍然存續的孤獨?作者的發心、探究和表達，我的理解似乎既困惑又明白，她精彩、微妙又幽深、淡然，就像晨霧，或彌漫村道房舍或在后山飄出云絮，既招引風雨又惹人寂寥。

青河村就是這樣一個有意味的村子，在自我成就的平庸境況里熬著時空，一晃就是幾百年，每一代村人都有值得評估的、崇高的改變沖動，雖然說不上觸及了多少意義和本質，但每一次的耕作和繁衍的子孫，正好綿延成我們關注時的樣子。

青河村是小說《上國下國》里情節和孤獨的匯聚之地，是小說的平臺，更是主角。是的，青河村就是這部小說的主角，我想這樣強調。其中蘭家、白家、黃家等村人，以及和西、夏玲、江楠等外來人物，可以看成線索、構件，就像村里的房舍、植物、田埂，以及途中加入的物事，堆疊其中，面相就復雜起來，于是一個值得寄托的村落就立體真切起來。

青河村是有來歷的。就像我們人世，值得關注、交往和深究，稍一認真就會感嘆這些人、物的平庸和沉默，其實都有來歷，都不簡單都不省油。

中國農民最能抵抗孤獨

在中原“中國”，孕育“天下”觀的所在，黃河中游地帶，北地一個中原人攜帶停滯文明的雜多觀念和文物級信息，沿黃河東行到入海口，躊躇煙云一刻，即沿渤海南行，歷黃海、東海、南海諸多喧嘩、崢嶸海岸，福至心靈，在珠江口逆西江水上溯，背對大海突然回返，像聽到一個召喚。直到在珠江上游一條支流的源頭處感受到命運、啟悟，遂停下壯行浪游、走村串巷的貨郎歲月，像一個客人自成故地，是故開村、立宗、繁衍，以成蘭家、白家、黃家之青河村的色彩人間。

關于青河村的婦孺老幼，只要我們的閱讀不滑行、不忽略，就能意會，感嘆每個人的不簡單，最特殊的是大都有豐富又絕少與人交流的內心，行為決絕、情感深摯、癖好隱秘，這是讓我特別驚訝的，可是喚醒了遺失在墟村里的悲情?

其實是一代又一代的村人日常。

我曾經多次慨嘆中國農民是最能抵抗孤獨的族群，盡管這承受是散聚的、被選的，減少了鋪張醒目帶來的震撼，但卻具有對現代個體的內在沖擊。因為土地而產生的依附性，盡管來自于人與山川構成的本然關系，似乎欠缺生命個體精神本質上的悲愴意識，我仍然認為他們為我們這些現代性途中的城里人，分擔、卸載了本源處的些許孤獨和壓力。

黑桃Q少女蘭志玲，本來佳人卻意外災致貌丑，遂自我放逐于青河村山界處，活在山間和黑夜里，不與村人照面，一個固執于美的孤魂野狐，“不要問我死在哪里”，以身殉美，細想自是驚心動魄。

梅花4蘭志遠，有來歷沒來由的“恨”是其核心詞，恨夏玲、二姐、父母、姐夫，對自己對自家的耕牛，這個自我成長中的歲月對話者，肯定又否定。

黑桃K白慶國，帶村人走出青河村到外面世界掙錢的人，見世面、敢極端，能付出又虛榮。

紅桃3江楠，“這地方，我好像來過”，赴一場記憶和輪回的夙愿，沒來由的羈留和藝術熱情，像一個詩句，感悟從不衰減，給青河村每種事物起名字，比和西更有外來的新異氣質，“他媽的，這世界”，藝術、藝人是個法門，青河村的山河被感知、表達和認識。

如果意義尋找只是一場游戲

而梅花9和西，一個真正的外人，根上其實是自己人，一個從北地返回南國的尋根者，也是隱約命運的背負者、回歸者，改革開放中極少見的知識沉默者形象，像我們身處時代的某種模糊先知。“先知在本地是沒有人尊敬的”(耶穌語)，而和西則以重傷后的淡漠和沉默，獲得了村人的有距離的尊敬。問題在于他來到青河村當小學老師后，再沒有了喚醒的使命自覺，與海洋文明的知識分子構成了命運差別。我們在精神上和世俗理由上特別容易說服自己，自我往往是內在精神的外力，輕輕一推就順勢放棄了。

烏納穆諾說自己：我永遠是我祖國的先知。正是因了這些精神建設，他們的共同體和歷史才讓人感嘆和興味。而我們沉寂又沉溺的“躲進小樓成一統”的自保茍活和放棄一切，則使這里停滯成了黑格爾視線里“沒有歷史”的國度，我們的精神身段也因此模糊曖昧。

小說開端從他開頭，他是重要歷史的親歷者，卻從不提及自我，從不自居于過去了的虛幻榮耀，有一種理想中的生命成熟和平淡，語焉不詳的上國氣質，人生游戲的慵懶反應，不頹喪不熱情，不合作不入世，不參與的堅持，一個空投的降臨的異在，面目模糊，行為意圖不高深也不清晰，從不說出意義，似乎聽從遣來下國的身份尋找——而意義尋找從青春到蒼老，最后是個游戲，也與村人構成了和諧對峙，當然最初他作為意義參照的指標地位已是消弭不在了。

女性真實與人性可能

小說里讓人不能輕易忘記的是青河村的女性，以及進入和圍繞青河村的女性。她們姓氏不同、年齡不同、見識經歷不同，比如蘭志玲、夏玲、江楠等，卻在命運的豐富性里，呈現出讓充分理性化的讀者如我等感動的人性之美，我一再驚訝。

她們純凈、善意、溫良，忍辱、順受又決絕，如山野里真正的奮不顧身的驚艷之花，一年又一年兀自開落，蜜蜂和我們看見了就不舍花期，就不忍雨打凋零，就期望明年更絢麗更多姿彩。我覺得寫作的有效性不在于清楚地為文學史序列的人物填補了哪些空白，或與西門慶宅院里的婦人、大觀園里的女子顯出了怎樣不同，而在于表達出自己時代的女性真實和人性可能。因為文學藝術是美的一種，而美是人對存在的不滿而產生的可能性和對可能性與完善的表達。作品里的這種美與光彩，才是奇異的，讓人念念不舍的。

撲克牌游戲的隱喻

上國是一副撲克牌，在魔術師手里，是游戲的，也是命運、命定的，在我們這里算是一種外來游戲。如果將之引為世間模型，屬于比附式的仿形而上學，但它看上去卻契合真實的命運邏輯，有對人自身本質的自覺體悟。

雖然在作品中，上國下國、撲克花色和青河村人存在對應，文字感受并不和諧無間，卻提供了足夠的文稿張力，外來的異在的加入，引發興味也足以親睞宿命。下國是青河村，是游戲演化的命運平臺，是撲克牌中某些單張的命運歷險，是游戲的展開，是命運的發配，被設計的被規則被出牌者打出的花色、點數因此有了演運過程，有了生動具象的飲食男女，因而產生、形成歷史。

不管如何，人間就是要有一個空間來演繹、化運你和我，這些被賦予被規定的命運，是一個形而上游戲的演繹證明過程。青河村在規定里喜怒哀樂著自己的日常和那么多遙遠的消逝的日子，卻不清楚自己被導航的命運背后，高深的游戲性質。

在此出發點上，我才主觀指認青河村是作品的主角，那些或出走或困守或外來的人物，以及其他事物線索，讓改革開放期的青河村豐富立體起來，仿佛突然一個橫切面，在被青河村自己構成。(毛培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