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件制，時薪制，在線時長與派單質量綁定……

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如何不被“困”在工作時長里？

專家建議，應針對新業態用工設計出相應的工時規范制度和勞動定額標準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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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平臺企業的薪酬設計規則，無論是快遞員、外賣員的計件制，網絡主播的時薪制，還是網約車司機的在線時長與派單質量綁定，收入水平都高度依賴工作時長，導致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不得不超時工作。受訪專家建議，應探索建立針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工時規范，防止過度勞動，保障勞動者身體健康和職業安全。

在剛剛過去的“雙十一”，快遞員、貨車司機、網絡主播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再次進入超長“待機”狀態，他們的相關勞動權益問題也備受關注。

根據平臺企業的薪酬設計規則，無論是快遞員、外賣員的計件制，網絡主播的時薪制，還是網約車司機的在線時長與派單質量綁定，收入水平都高度依賴工作時長，導致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不得不超時工作。

當現有的工時制度和勞動定額標準，受到新業態用工方式的沖擊，從業者的權益該如何保障？《工人日報》記者對此采訪了有關專家。

超長“待機”，少有休息

“沒回信就是在直播。”廣州帶貨主播羅陽（化名）在自己的微信名上這樣備注。2020年正式入行后，播音主持專業出身的羅陽開始奔波在不同的電商平臺、商家之間。“這場直播結束了，得立馬趕下一場直播，不是在直播，就是在去直播的路上。”他給記者發來的直播安排上顯示，幾乎每天都有2～3場直播。

通常，晚飯后、睡覺前是直播觀看人數最多的時段，因此，晚上12點是羅陽正常的下班時間，有時也會凌晨2點才下播。趕上“雙十一”這樣的購物節，每天要連播3場，每場直播3～4個小時。

直播時要始終保持情緒飽滿的狀態，下班后的羅陽感覺整個人“被掏空了”，一句話也不想再多說。

和羅陽一樣，合肥網約車司機陳廣（化名）每天收車后也身心俱疲。從早上6點出車一直到晚上八九點收車，他的一天幾乎都在車里度過。入行半年多，他很少休息。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此前發布的《2021年中國一線城市出行平臺調研報告》顯示，大部分網約車司機都在高負荷運轉，日均工作時間為11.05小時，其中，49.21%的網約車司機每日出車8～12小時，27.38%的司機每日工作12～16小時，74.76%的司機一周出車 7 天。

盡管各平臺有防止司機疲勞駕駛的強制措施，然而，對大部分司機來說，每4小時強制休息的20 分鐘無法真的休息，只能在路上空跑，有的司機甚至會換個平臺繼續接單。

收入靈活，依賴時長

羅陽沒有與直播機構簽約，工作相對自主靈活，同時也意味著無底薪、賺時薪，時薪100元～200元不等。即使成交額很高，主播也很少能拿到額外的提成，只能通過拉長時間增加收益。

記者采訪發現，不同的新業態行業雖用工模式不同，但多數從業者收入以計件為主。

記者以應聘外賣騎手為由咨詢了一家位于合肥市蜀山區的配送站點，負責人表示，基礎單價每單5元，入職滿3個月，每月出勤28天且跑夠1000單，可拿到6.8元/單的最高單價。

在該站點業績靠前的專送騎手小劉月入近萬元，與之對應的是每天上線十幾個小時，最多的一個月，他跑了近1800單。

對于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來說，更多的時候，他們“想停也不能停下來”。

前述《報告》指出，有司機表示：“如果不出車分會掉，分掉了就會影響接單，因而需要每天都跑。”這種現象也得到了陳廣的印證：每天要保證上線至少10小時，活躍值越高，派的單就越多越好，“感覺被在線時長‘困’住了”。

“如果不多跑，可能連租車費都掙不回來。”陳廣每天租車費用125元，每單抽成比例18%～30%不等，到手后所剩無多。“單價太低，一口價的單只能掙個起步費。”為此，他注冊了多個平臺，哪個價格合適就跑哪個。

而對羅陽來說，一旦停下來，可能就意味著被行業拋下。

“一個同行休息了10天，回來后發現，之前合作的品牌已經找到了新主播。”羅陽感覺到直播行業越來越“卷”，不斷有新人涌入，時薪也在“縮水”。

針對性探索工時規范

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法學院執行院長、教授肖竹表示，新業態用工形式靈活多樣，部分從業人員與平臺或相關方簽訂勞動合同建立勞動關系，但更多屬于“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以及“個人依托平臺自主開展經營活動、從事自由職業等”的情形，這兩類用工方式目前尚未建立明確的工時保護規則，整體處于失范狀態。

安徽昊華律師事務所律師胡敏指出，2021年7月，人社部等八部門共同印發的《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中，首次提出介于兩者之間的“不完全勞動關系”。他建議，相關立法要針對“不完全勞動關系”中的權利義務和相關勞動基準等進行明確。

多位受訪專家表示，有別于傳統的“企業+雇員”模式，勞動者通過平臺自主接單承接工作任務并獲得報酬，勞動用工任務化、計件制更具有普遍性，對傳統工時和勞動定額的制度邏輯產生了強大沖擊，需針對數字時代和新業態用工，設計具有適應性的工時規范制度。

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社會法室副主任王天玉則認為，考慮到從業者多平臺就業的特性，應探索基于經濟從屬性的任務計量型勞動基準，在從業者靈活就業總時長無法直接控制的前提下，大型平臺可以通過任務連續性和總量的控制來限制勞動機會，防止過度勞動。當從業者達到任務計量基準時，平臺應停止派單，否則要承擔違反強制性規定的法律責任。

如何根據新業態不同行業、職業的特點，建立針對性的工時規范？

“從根本上來說還是要提高勞動者單位時間的報酬收入，以符合勞動者基本工作收入預期目標，減少收入水平對工作時間的過分依賴。對于網絡主播等單一工作場所的單一工作形式的工時規制，則應從勞動者身體健康和職業安全的角度保護其休息權，對其最長工作時間建立強制性規范規則。”肖竹說。（記者 陳華 唐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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