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一直以來都被視作人類學研究和知識生產的基石，隨著時代的變化，現象世界日新月異，變化迅速，人類學者觀察、理解世界的方式也面臨著極大的轉變，尤其在疫情之后，世界重啟，人類學的知識如何回應新形勢新變化，民族志寫作的意義與價值何在？在此背景下，中山大學人類學系于2023年6月30日至7月2日舉辦“重啟的世界：民族志與反思人類學”圓桌論壇。來自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大學、同濟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民族大學、中國民族博物館、武漢大學、南開大學、廈門大學、蘭州大學、云南大學、西南大學、華東師范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重慶大學、哈爾濱工程大學、浙江財經大學、西南科技大學、西南財經大學、西北民族大學、云南師范大學、貴州師范大學、云南中醫藥大學、廣州美術學院、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北師大—浸會聯合國際學院及中山大學等高校學者齊聚康樂園馬丁堂，以圓桌論壇的形式圍繞重啟的世界展開對話與探討，氣氛融洽，討論熱烈。

(相關資料圖)

疫情過后，世界重啟，人類學何為？這是第一組（段穎、陳晉、彭馨妍、尹韜、朱宇晶）討論引發的議題，作為論壇的開場白，或許，重啟的意義在于，隔斷的三年，促使人們重新思考自身的生活方式，思想、觀念與行為，乃至生命的價值與意義，以及，我們怎樣重新與世界相連，又如何面對逝去的時光。當然，我們似乎也可以不談重啟，因為作為一種存在狀態，世界一直都在。但是，我們同樣需要明了，世界之所以存在，更因為它存在于人與人、人與物和人與自然等諸多關系當中。如果沒有這一層考量的話，世界將成為一種無關的狀態。第一組話題從一系列的追問開始，我們為何談論時空，為何談論不同語義的世界，我們所理解的世界，正隨著我們感知時間和空間的方式的改變而改變，包括追憶式的民族志呈現、多重敘事的敘事、身體感知與記憶，以及時空壓縮，抑或時空錯亂之下的世界意識與想象，倘若現象轉瞬即逝，面對變動不居且充滿高度不確定的世界，基于特定時空的長期的田野工作又從何談起？人類學是否需要尋求新的知識生產路徑？又或，當遷變的世界向人們問責時，人類學者是否敢于試錯，以及，還有沒有及時回應的能力？

第二組（賴立里、安孟竹、張文義、朱劍峰）從學中醫以及對健全中心主義的反思說開來，結合身體感知，以知識人類學的觸角，探討知的方式與路徑（way of knowing）以及后人類時代的倫理與政治。知識的生產有賴于一系列的基礎設施，包括我們感知、體驗、理解與闡釋世界的方式，當我們整天津津樂道于打破常識的時候，我們實際上也在遭遇某種意義上已然成為常識的人類學。這是非常危險的事——因為這同樣是用一種習以為常的方法認識與呈現世界。所以，當我們轉換視角，無論是多物種視角，或是身心狀態受限的視角，唯有打破知識論意義上的習以為常，才能打開更多認識世界，并與之相聯的方式，當然，也會睹見更多隱藏在“正常”與“非正常”中的話語霸權與倫理政治。這自然也會涉及我們用怎樣的方式去理解暗含其中的政治經濟與權力關系。我們有時候很容易“迷失”在變化萬千的現象世界，似乎遺忘了無處不在的權力和政治經濟，但值得強調的是，研究的目的恐怕也不是去證明其存在，而是從日常生活中將之更加細致、鮮活地呈現出來，探究這些被各種虛幻表象遮蔽的力量如何真真切切地影響著我們的生活。

第三組關注漢語人類學的可能性（黃劍波、胡夢茵、劉宏濤、石峰、趙亞川），一個極富挑戰的議題，一方面需要考慮在漢語世界里能否產生生成性思想，能否回應以語言為介質的文化轉譯的困境，換言之，人類學作為一種認識世界的方式，是外在于我們觀察和研究的社會與文化的，能否產生一種類似母語思維一樣的生成性思維，作為外在介入的分析世界的理知方式，是否能與人們在社會化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感知經驗世界的方式互通？但其值得思考之處在于我們如何處理藉由漢語呈現出來的元思想及其解釋力。比如當我們去談論漢語寫作的民族志時，我們能否從中找到一些解釋世界的元思想，并由此將中國與世界關聯，這是一種可能性的探討，當然，這種具有內在矛盾和張力的也許會導致另一層意義上的不可能，比如，從這樣的原點出發，我們可能會面對不同類型的元思想及與之相關的語言表述形態，而當我們試圖承認認識世界之原理、通則可能以復數形態存在時，是否會導致另一種形態的化約與隔斷，從而消解了探討知識論多元與復雜性的目的和意義。

接下來是從博物館、遺產出發，探討人類學的公共性（羅攀、陳學禮、Philipp Demgenski、余華、張力生），如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走出象牙塔的人類學，其實，無論是博物館，還是文化遺產，強調開放與包容，善于創造連接的人類學，最有理由成為連接各種不同人與物的行動者，通過不斷地與人交流、對話，從他者之眼，從鄉村之眼看世界，同時觀察不同的行動者如何運用不同的方式，在具體的遺產語境中，將歷史與當下相連。此外，當我們去建造博物館或是去營造與歷史、文化相關的公共空間時，不能僅僅將之設想為歷史之悠久，文化之多樣，文明之璀璨，它其實是連接過去、映射現在、通向未來的一種存在。因此，博物館與遺產所呈現的，未必都是well being，而更是一種being，一種作為存在的人所展現出來的各種各樣的狀況與境遇。比如說關于災難（無論是天災還是人禍）呈現，喚起的未必是愉悅，但痛苦記憶對于我們理解如何更好地活著非常必要，記憶和失憶就像一個硬幣的兩面，需要思考的是，人們想要記住什么，忘卻什么，博物館敘事與遺產呈現又為我們帶來什么？以及，我們又如何借此理解人類的前世今生。

而關于人類學與跨學科的遺產研究（盧成仁、滿珂、毛巧暉、張青仁）的討論，與上一組的討論緊密相連。隨著遺產熱以及國家對非遺的新一輪關注，更多行為主體如傳承人、民眾、學者、文化精英、地方政府等被卷入其中，圍繞遺產逐漸生成了一個社會場域，一個權力、資源、文化、聲譽相互交織的“江湖”，誰的遺產？誰來傳承？如何傳承？成為值得關注的現象級事件。此外，遺產也會導向認知論議題，無疑，作為現代性后果，遺產存在的前提是線性的時間觀，離開現代性的時空關系以及整套話語體系，遺產就不復存在，因為對于佛教國家的民眾而言，時間是循環的，是因緣際會，是生死輪回，所以一座建于十六世紀的佛塔倒塌，不過是緣起緣滅，未必會使人扼腕嘆息。最后，我們似乎不得不承認，遺產雖來自過去，但更存在于當下，被當下賦予了各種不同的意義，就此而言，遺產本身被國家以及各種各樣的行為主體不斷地利用和創造出來，這自然會引發更多的反思與批判，比如，我們還需要執著于遺產的原真性嗎，抑或在哪一種層面探討遺產的原真性，以及如何通過遺產研究，呈現我們所在的世界？

接下來一組聚焦儀式治療中的情理法（楊洪林、段忠玉、馮琳、唐錢華、王瑞靜、徐義強）。作為不從事醫學人類學研究的人類學者，我可能更關注醫學人類學能為一般意義的人類學討論帶來什么，不同領域又如何交叉，如何找到相互關照、促進之處，比如情理法，這一源于政治或法律人類學的議題，如何在醫的世界中開出新意。從這一角度出發，儀式的生成性顯得至關緊要，這自然而然地將醫學與宗教相互聯系在一起。我們知道，在儀式中，很多時候是一種經驗的共享，這里的重點在于，不是每一位參與儀式的人都明白儀式的來龍去脈和內在邏輯，而是每一個人都在儀式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行為主體共同塑造出儀式現場，儀式中有很多即興的發揮與展演，其中寓意遠非文字能夠表達，換言之，儀式中傳遞的知識未必一定依靠文本，而是來自劇場效果以及更多畫外音、言外意。此外，回歸治療本身，新的醫療技術的進入，也會促使當地民眾重新梳理自身的醫療體系，重新分類疾病，甚至重新創造與現代醫療相關的儀式，我們也可借此探討轉型中的傳統，就此，變遷中的延續其實也是一種新的知識生產，一種新的way of knowing。

虛擬世界是否真能照進現實？是城市、網絡與數字社會（姬廣緒、董晨宇、李翠玲、李殿荊、羅震東）小組引發的討論，真真切切地展現出網絡中發生的事如何反向影響現實世界，重塑數字社會與智慧城市的景觀。網絡的介入，使同一空間在不同時間段呈現出完全不同的狀態，比如在瑞麗，白天菜市場，夜晚玉石場，從滿足生活所需的集市，到直播帶貨的夜場，幾乎無縫銜接。又如外賣一條街，專門出售某一菜品的商家，借由平臺經濟創造出新的產銷景觀，再如各種短視頻中的海外美景，可能原產于某地特色小鎮，以及身處東北，為了拓展上海客戶群，天天關注上海新聞甚至天氣預報的女孩，她們在現實世界中未必能順暢地獲得向上流動與階層躍升的機會。到底誰在消費誰？虛實之間，既魔幻，又現實。無疑，三年疫情，網絡成為連接外界，組織生活的重要一環，網絡中各種群的誕生，無論是出于生存需要，還是內心訴求，都反映出個體化的時代，人們依舊有強烈的結社欲求，只不過結社的方式已悄然改變，不再僅僅依靠相對穩定的血緣、地緣、業緣，而變得更加靈活多變。再者，網絡使人的存在狀態也發生了極大改變，人機互嵌漸漸成為我們生活的常態，虛擬世界中的自我呈現（包括各種直播）也成為網絡原住民表達自我的重要方式，為何如此，為何選擇這樣的方式連接世界，值得深思。

最后的議題是南方與中國（夏循祥、陳曉陽、崔忠洲、邱昱、趙萱）。中國崛起，走向世界，中國與世界之南方與北方，新時期新形勢，機遇與挑戰并存。中國企業在南美遇到的社會責任問題在東南亞地區也很常見，而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誰在制定規則？標準如何？背后隱藏著怎樣的政治經濟與權力關系，尤其是當中國元素遍布全球時，中國之于世界，又將意味著什么。而全球南方所呈現的，則是一種關于相遇的人類學（anthropology of encounter），一種在全球流動中人的相遇相處，以及相處背后潛在的制度、結構，乃至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性別偏見、中心邊緣在日常生活與親密關系中的呈現。如何藉由細致、生動的民族志書寫，使之從習以為常的不覺知狀態中顯現出來，這既需要人類學的學術意識與自覺，又需要不斷地從南方思維及比較差異中汲取營養，完成理論的旅行與知識的再生產。最后，南方與中國，存在著不同的敘事，活躍于東南亞一帶藝術家，無論是華裔，還是本土，在他們眼中，中國、東南亞與世界，如何通過藝術的表達相互關聯，這是我們期待的另一種意象，而從另一角度而言，如何用可視可感的方式，向公眾展示人類學的研究，讓更多人了解人類學，也是當下的人類學亟須思考的議題，就此而言，博物館、美術館自然是極佳的平臺，期待更多的人類學者參與其中。

一天半的會議，收獲滿滿。這也是疫情之后，馬丁堂第一次較大規模的線下相聚。世界的重啟，使學界同仁最終得以面對面地對話、交流、交鋒，這也是一個不斷打開自我，打開知識邊界的過程，我們需要走出人類學的常識，聆聽來自其他學科的聲音，互相學習，盡管我們也深知知易行難，阻礙可能來自知識生產中潛在的權力、資源的不平衡配置，也可能來自學科自身的中心主義。換言之，當我們打開的時候，世界未必會接納我們。但是，作為從整體出發，探索人類多元多樣的生活圖景乃至與世界萬物之關聯與互動的人類學，如何構建一個相互滲透、滋養，共同成長的學術生態，依然值得不斷探尋。此外，打開，也意味著跨界，意味著走出舒適區，以合作、共享的形式，尋求新的知識生產的路徑，于此，創造平臺，連接田野、象牙塔與人間世，提升人類學的公共影響力，同樣至關緊要。論壇期間，還舉行了勐海深山老林茶業有限責任公司與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中山大學·深山老林人類學教育發展基金”簽約儀式，該基金致力于人類學專業的學生培養、學科建設、學術活動，以及人類學知識的普及。由深山老林人類學發展基金、云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中山大學人類學系聯合發起的第二屆“深山老林人類學研究學生資助項目”以及鄉村學校計劃將于近期推出。

我們相信，人類學的天地，更在人類學之外，時代呼喚邁向公眾的多元、復調的人類學。也期待在重啟的世界，與人類學一起，再出發！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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