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閆海龍特約評論員任然

發酵數天的“大叔被疑偷拍自證清白后仍被曝光”事件還未平息，又有類似事件上演。

(相關資料圖)

據報道，6月11日晚，成都一名男子何先生在地鐵上被兩名女子指控鞋面裝攝像頭偷拍，后被列車安全員架住。

最終警方證實，“他的鞋子沒有任何問題”。事發原因是站臺廣告牌上的光映射在鞋子上，折射出綠光，讓兩名女子誤以為是攝像頭。

何先生表示，在大庭廣眾之下被懷疑偷拍、被地鐵安全員“架住”、以及被圍觀，導致自己身體和精神上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壓力。

民警調解后，何先生不接受其中一名女子的道歉，認為其態度敷衍，“根本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另一名女子則沒有道歉。

何先生準備起訴兩人，要求公開賠禮道歉。

何先生強調，自己已經在著手通過法律手段維權，但是不希望涉事女孩遭遇網暴。

成都地鐵服務監督熱線工作人員表示，已關注到何先生相關事件，目前成都地鐵正在進一步核實中。

何先生稱事發后，他向警方索要“受案回執”未果。就這件事，澎湃新聞記者致電成都市公安局政治部，一工作人員表示，接受采訪需要獲得有關部門的批準。另一方面，截止發稿前，其提供的成都市公安局新聞科的電話，一直無法接通。

澎湃評論

誤傷他人后說聲“對不起”，

有多難呢？

短時間內連續發生兩起相似的“反偷拍烏龍”事件，進一步放大了輿論關注度。應該說，對公共場所的偷拍行為，“敏感”一點是應該的，但如何防止過度反應和誤傷無辜，亦需要引起重視。

其實，兩件事原本可以有一個“簡單”的結尾，即警方證實為誤會后，指控方真誠道歉，若是如此，就不會發生后面的事了。我們每個人從小就被教育，錯怪別人后應該老老實實道歉，取得諒解。在發生偷拍這種嚴肅的烏龍指控后，真心誠意地道個歉，說聲“對不起”，有多難呢？

此類事件所激發的輿論聲討如此強烈，相比烏龍指控本身，指控方所表現出的“敷衍”態度，是更大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如今容易引發關注的社會事件中，過錯方拒不道歉、改錯，日益成為矛盾升級的導火索。比如，一再發生的高鐵霸座事件，遛狗不拴繩引發的爭端事件，前段時間上演的霸占車位事件等，它們被“鬧大”，都是這個原因。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或許不能將此次的兩起“烏龍”事件，僅置于性別議題之下來討論。

公共生活中，這類因為一句缺席的“道歉”而放大的鬧劇，根源還是在于規則意識的缺失。在法治社會，還是有一些人“無理攪三分”，信奉“我強我有理”（和“我弱我有理”是同一種邏輯）。

拿此次兩起事件來說，在當前愈發濃郁的反性騷擾社會氛圍下，反性騷擾一方占據著明顯的優勢，這種優勢及其帶來的爆棚正義感和維權沖動，會讓一些人不自覺地忽視事實和對錯本身，更多地從立場出發，來作出自己的判斷和行為。或許在指控者的潛意識里，道歉、改錯就被視為一種立場的“敗退”，等同于氣勢上“輸了”。即便被證明是誤會，也習慣性拿立場來為自己辯護。

在“川大女研究生”事件中，女生明知誤會大叔之后，還說“難道我的權益沒有受到侵害我就不用去維權了嗎？”，就很能代表這種心理。

激活規則，避免

“無理者強勢、有理者被動”

那么，遇到類似的沖突、誤會，到底怎么辦？還是得激活規則的約束力，權力部門及時有效介入，通過規則的有效運轉避免“無理者強勢、有理者被動”。

“川大女研究生”事件發生后，警方介入，幫助澄清事實，這對被誤會者來說，就是一種必要的權利救濟。后一起事件中，有網友指出，應該從法律上對兩名女子的誣告行為作出處罰。這是更進一步的呼聲。

但這里面的邊界如何把握，是一個問題。比如，如何定性正當維權和誣告？如果只要維權不屬實就可能遭遇法律懲罰，甚至被冠以尋釁滋事，是否會增加維權的成本，這也不能不考慮。

除此之外，還應該提倡程序“中立”原則（各方均有同等發言機會，都能有足夠的機會和權利為自己辯護），以最大程度減少“烏龍”事件可能給被指控方造成的不利影響。

第二起事件中，就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雙方在地鐵安全員的引導下來到地鐵站等待警方處理的過程中，被指控的男子“一直雙手背在背后，無奈靠墻站著，所站的地方正好是列車停車乘客下車的地方”“一輛輛列車到站，眾多下站乘客用異樣的眼光看著他，這令他感到很難受”。

如果地鐵工作人員將雙方帶到地鐵站乘務室等待，避免被指控方在真相大白之前被公開“審視”，相信能夠避免放大誤傷。

該男子在公開文章中發問，地鐵管理方面有沒有相關事件處理上的標準或制度，這的確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此外，對于被誤傷一方，權威部門的主動公開澄清，事發現場證人的積極作證，也有利于更好保障被指控者的權利，讓誣告更難以得逞。

正視女性“安全感焦慮”，

但指控應該嚴肅

偷拍烏龍事件在近期接連爆出（還有一起杭州“女大學生罵男生偷拍變態后稱認錯人了”一事），所反映出的個別女性對反偷拍和性騷擾的過敏心態，也值得正視。

對于偷拍、性騷擾，毫無疑問應該堅決反對，勇于制止。社會應該樂見被偷拍和被騷擾者敢于維護自己的權益，反性騷擾的社會意識提升了，是一種進步。客觀說，地鐵偷拍、性騷擾事件屢屢發生，目前這種人人自危氛圍的形成，背后確實反映出部分女性所面臨的“安全感焦慮”。

但無論如何，每個人都應該明白，偷拍、性騷擾有多被厭惡，在法律上的后果有多嚴重，它在指控上——尤其是在公開場所（包括網上曝光），就應該有多慎重。

我們要警惕反性騷擾的嚴肅性在低門檻的曝光機制下被消解，甚至讓反性騷擾變成一種泛化的情緒宣泄。比如，在“川大女研究生”事件中，即便證明不存在偷拍，當事人仍在網絡上發出公開譴責、中傷大叔。這一次，當事男子也稱，在未確定真相前，女子就迫不及待向好友分享被偷拍的“經歷”，并且用的表述方式很有象征意味：“給你們吃個瓜。”

如此樂于將并不存在的侵權當成一種對外展示的素材，將它理解為供人消遣的“瓜”，這在很大程度上，與正當的維權構成了一種反差。不排除在性別情緒的裹挾下，一些人在現實中，真正在意的，或并不是自己是否遭遇了偷拍和性騷擾，而是能不能在第一時間將這種事情變成一種可以加入網絡討論的談資。

如果性別維權行為被這種情緒所驅使，無疑抽離了本該有的嚴肅內核，有滑向輕佻化、娛樂化之虞，并不可避免地會增加誤傷的可能性。

這樣一種既過度敏感，又摻雜著娛樂心態的維權心理，如果不能被規避，不僅可能加劇性別對立，更會給正常的維權增加阻力和壓力，遮蔽真正的實錘事件。如果任由其蔓延開來，只會衍生出更多的冷漠和戾氣，最終形成“每個人警惕每個人”的狀態。而這，注定會是公共生活的災難。

必須重申：反偷拍、反性騷擾，是嚴肅的；對偷拍、性騷擾的指控，同樣也該是嚴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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