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受訪者提供 攝影/康康

“我不想和外部世界失去連接，喜歡接觸更多的人，你得不斷把自己丟到生活的麻煩里面去，只有在麻煩里才能激發潛能和生命的張力，不然怎么能演繹生活的況味？”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鄧郁 發自北京

【資料圖】

編輯 / 楊靜茹 rwzkyjr@163.com

3月底在北京舉行的電影《忠犬八公》首映禮上，被叫到名字的薛旭春顯得有點局促。在片中他飾演的山城棒棒只出現了寥寥幾分鐘，但因其質樸自然而令觀眾印象深刻，網友贊他演出了“底層勞動者的掙扎與善良感”。

“他演戲很靈，我們在電影上有很多共識。”和薛旭春相識多年的導演邱炯炯評價。四年前兩人合作的《椒麻堂會》是薛旭春第一次以演員身份“觸電”。他一人分飾兩角：活絡在陰陽兩界的雞腳神和成年后的阿黑。一個輕盈跳脫，一個擰巴沉重，新人薛旭春接住了。

那之后，在《風過猶存》《去看大海》等多部影片里，他還演過失憶青年、目擊證人、小鎮輔警、流水線工人、江湖小弟和民間藝人等形態各異的角色。

▲《忠犬八公》 劇照。薛旭春飾演棒棒小李

與其說薛旭春的角色都很“貼近現實”，不如說他從未離開過煙火日常。高中尚未畢業，他便早早踏入社會，做過保安、醫藥銷售。成為演員后，在等待接戲的日子里，他應聘過同城快遞員、咖啡館店員和“伴寵師”。這些主動選擇的“體驗”，既為克服沒戲拍的焦慮和溫飽之需，也是希望加深一個演員的肉身和心靈感受。

新冠疫情三年，電影產業的諸多環節斷裂。在與荒寂和無望對抗的日子里，年輕演員做出了諸多“斜杠”選擇，有去考研的，也有開奶茶店或者做古著店導購的。但薛旭春的“非演員”職業生涯，要始于十多年前在長沙成立“66號放映室”。立志投入對好作品和創作者的推廣和傳播，希望深入了解電影制作的各個環節，這樣的意識在他身上越來越濃烈。今年他精心策劃了日本導演三宅唱在中國的巡回影展，在武漢、成都等地均“一票難求”，放映現場交流對話氛圍熱烈。

“在可能性中搖擺、嘗試，然后聚焦，到穩住步伐。薛旭春的起點是欣賞電影，領略了電影史，再通過演員的方式來創作。這很特別。包括做副導演、演員副導、放映和策展，所有這些都在豐富他的實操經驗。我想他越來越完整地接近他所追求的核心價值。”邱炯炯說。

而在29歲的薛旭春看來，過去和仍在發生的種種體驗曾被他視為“演戲素材的積累”，現在則指向一個更不設限的闊野，給了他無限的空間呼吸、騰挪、充實。“我會一直這樣做下去。”

以下為薛旭春的口述：

“講究”

高中的時候我就想做導演。那時在學校遭受冷暴力，同學總是讓我閉嘴，如果高二到長沙學習編導，就可以早點離開那所中學。當時我看到王兵、周浩、徐童、顧桃這些電影人，拿著機器一個人就能拍出來很牛逼的作品，特別受激勵。但我覺得導演不應在學校學，應該深入社會底層去，所以高考前一個月我決定放棄上大學。

回過頭看，那時我是不是有點太激進和冒險？不知道。但我很感謝我爸爸媽媽，他們就是做小生意的普通人，但非常支持我。

退學后我先在一個樓盤做了兩個月保安，接著去了一家醫藥集團，做醫藥代表。我那時跑藥店，要想盡一切辦法爭取自家藥品能上貨架最醒目、最好是視線平視的位置——很像做電影發行，為自己的電影力爭好的“排期”。

如果按部就班，完全可以通過那份工作買房買車、娶妻生子，但那對我沒有半點吸引力，我只干了半年多就辭了。后來本地媒體人說長沙沒什么地方能看獨立紀錄片等民間影像，我和朋友就成立了“66號放映室”。2013年4月第一期，我們正版放映了四位日本青年導演的作品，其中就有濱口龍介和大江崇允，兩位后來合作編劇的《駕駛我的車》拿了戛納電影節最佳編劇獎和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在“66號”我們都是義務工作，找過朋友贊助，也試過眾籌，朝不保夕是常事。我從不覺得藝術電影就應該是一小群人看的東西，我要做的就是把好電影送到對應的人群面前。來“66號”的觀眾里有環保部門和婦聯的干部、事業單位職員、母親帶著孩子，更多的是大學生，不分年齡和階層。

這10年的放映塑造了我的電影觀和美學趣味。接觸的電影人里，邱炯炯在藝術理念、為人處事上對我影響很大。他很在意是否能呈現自己的溫度，比如會親自給初次登門拜訪的人燒一頓飯，在我看來這都是“講究”。

教我電影編導的老師魏曉波能把生活和精神世界平衡得很好，也沒有一些掌握話語權的人身上的油膩。一次我們被喊去一個KTV的局，那時魏曉波在文藝群體里小有名氣。但他全程坐得筆直，好像在用身體語言告訴別人，“我這樣就很好，不用做別的。”后來再去人多的場合，我會有意識地和不熟悉的異性保持距離，不隨便開玩笑。

▲2023年1月，薛旭春在長沙主持電影《不要再見啊，魚花塘》放映交流活動

結識這些電影人并不是一個所謂“祛魅”的過程。因為他們在我眼里就不是那種特別高大、不可走近的形象。雖然他們都大我一兩輪，但在我面前很輕松，我也沒有放不開，我覺得平等是對人更大的尊敬。

后來我還做過《岡仁波齊》《嘉年華》《阿拉姜色》的宣傳和路演，也給 （電影批評家） 張獻民的“十薦”評選項目做過助手。到現在，民間影像的放映組織已經越來越少，“66號”還活著。雖然放映的生態變差了，但即便放映頻率不高，只要有值得做的作品，有人愿意看，我還是愿意做。

可你說我是不是在那些年里，就非常堅定地要把電影作為一生的方向？其實并沒有。我想過好多次，是不是就不做和電影相關的事情了，回到家鄉，或者在一個小鎮，就做一個公交車司機也挺好——就像我很喜歡的賈木許導演的電影《帕特森》里那樣。2019年進《椒麻堂會》劇組前，我差一點就去了深圳親戚開的工廠上班。反倒是“因緣際會”做了演員之后，對于“要不要做電影”這件事，我沒那么搖擺了。因為通過扮演各種人物，你能接觸到的空間、經歷的人生更廣闊了。

▲《椒麻堂會》 飛地成員。左一為薛旭春飾演的雞腳神

風車

要說扛住演員這個職業的“不穩定”，倒是從嘗試其他工作開始的。

2020年夏天拍完第二個戲，到下一個戲中間有兩三個月，有點閑。我想不如找一個搬家公司上班？結果那個秋天的項目沒做成。我尋思：大多數時候，演員都是為了某個具體的角色才去體驗生活，我的角色沒有了，我依然可以去體驗。

搬家工時太長，我選擇了自由度更大的同城快遞，也送外賣。當一個人去勞動、去做一項非常實在的工作，就會非常地專注：只想這一單別超時，小區能不能進去，包裹會不會被取走，其他的都 （暫時） 拋在腦后了。

這份工作最主要的要求，我感覺是要能憋尿。 （笑） 我都懷疑我到底有沒有在工作時間上過廁所。好多外賣員都是連送12個小時，路邊一個肉夾饃、一個餅，啃完就走。連喝水可能都沒有，不是不想，是會忘了。

倒不見得都是因為工作量大，而是一旦啟動之后，肉眼可見每筆錢到賬，人會有種愉悅的刺激感。送同城快遞，如果物品價值高，我們一單能拿二三十，四十塊的也有過。那說不定我省下這五分鐘，又能再來一單？所以干脆別停下來。

▲薛旭春 （左） 送同城快遞期間和朋友路邊合影 圖/受訪者提供

情緒爆炸的時刻常有。有次我去藍色港灣的優衣庫，需要給客人的衣服換個碼再送回去。因為時間緊，店員又忙，沒人理我。好不容易找到人接待，又需要我出具訂單、票據，我怕超時，就對人家有點不耐煩，最后沒忍住，對店員“爆粗”了。之前看新聞說，有個外賣員把店里所有的外賣盒砸了，還跟店員打架，就是因為他一口氣接了五個單，中間這單出倉慢，影響到后面的送單。這是系統給他的壓抑，他又不能表達，就崩潰了。做了這行我特別能理解。

另一次我去霄云路一家面包店取餐。店面很小，外賣員要從隔壁小門進，繞到后廚拿面包。我不了解，直接進店里取，店員就不耐煩，臉色不好看。當時也到中午1點了，我從后廚出來就到店里排隊，想給自己買個面包。店員看到我以為我又是取餐，更加不耐煩了。雖然后來講清楚了，我也會有點委屈。

等吃完面包，在等紅綠燈的時候，我看到兩個環衛工人的三輪車上插了兩個風車，五顏六色很好看。我說，大姐，這個風車好漂亮。那個姐姐也沒說話，拿了一個風車插在我電動車上。剛好紅綠燈變了，我騎上去說，“謝謝姐姐。”她說，“小伙子，注意安全。”

▲環衛工人送給薛旭春的風車 圖/受訪者提供

我還去咖啡館做過店員，會遇到形形色色的客人：有藝術家氣質的設計師，天天坐在吧臺同樣的位置，幫我們看星盤算命；有過來相親，卻假扮服務生，借著端盤子打量對方的女孩兒；還有對店員呼來喝去，到了夜里11點打烊時刻還堅持要點菜的中年男人。

最“寫意”的一份工作算是“伴寵師”，就是幫沒空的寵物主人上門喂貓、擼貓。上崗前要通過筆試和面試，做背 （景） 調 （查） ，工作時要拿自拍桿全程直播。每只貓的脾氣性格都不一樣，可人對貓的情感是相通的。有的貓超級黏人，看你來了就趴在你腿邊，甚至打起呼嚕。雖然說我在給人干活，但感覺是貓咪們在治愈我。

這個工作對我最大的挑戰在于，要戰勝自己內心的窺私欲。就好像金基德的電影《空房間》，走進一個空空蕩蕩的屋子，難免會好奇人家家里的格局，他/她在過著一種怎樣的生活？但真的要進入比較私密的環境，就會緊張了，會對自己有約束感。為了尋貓，我在女生同意下進入她的臥室，翻人家床底，甚至打開柜子，心里還是有種異樣的忐忑。

做過這些工作，我再也不覺得沒戲拍的日子難熬。它們也給了我一些對表演的新體會。表演是演什么？就是在演人際關系，人的情感和困境。我確實覺得做演員很像做人類學，真的得是“進入”。為什么張頌文老師很厲害？他去菜市場，會從買菜的位置走到商販的身邊，站在賣菜人的角度觀察。雖然只是一步的距離，但那個角度完全變化了，所有的視角跟菜農是一致的。

有一次在劇組洗手間換戲服，一個小演員的媽媽找進來，才發現孩子因為戲服太小穿不進去就待在里面不出來。“他只是自己在發呆，也不想著出去找人解決。當時幾十位群眾演員在休息區等候，那個十三四歲的男孩只是獨自一人在陽臺摳水泥墻。陽光傾瀉在他身上。”我把這個畫面寫在了備忘錄里。

▲2023年春節期間，薛旭春做“伴寵師”時和客人的寵物貓合影

張羅

很偶然地，我從《椒麻堂會》開始了演員的道路，幾年下來，也在劇組做了不少幕后工作。

很多人不喜歡試戲，我喜歡。哪怕沒被選上，表現得不好，也是一個小的練習，我很珍惜。好幾個劇組看了我試戲，覺得我做事踏實，問“要不你來導演組工作？”我就去做了副導演。等到他們再選角的時候，就讓我去給候選人搭戲。比如演一個暗戀女主角的男孩，我就真的去體會那種“想愛又不敢”的小心；演一個老師，會去琢磨他在這個身份下，尊嚴和脆弱如何合二為一。還有一次，在某個科幻短片劇組做副導演，主要盯美術道具上的小細節，比如一場戲結束，大概半小時之后要用到這個杯子，就去問道具組能不能幫我準備好。

還有一個叫演員副導的工種。屬于導演組，但要和導演組、制片組、經紀人和演員做各種溝通，安排整體的吃喝拉撒。這個工作能感覺到各種微妙的層級關系，更要滿足不同崗位的需求：制片希望控制費用、按照計劃推進項目；導演希望保證質量；演員需要彼此磨合，有各自檔期；經紀人則要保護自家藝人，讓他舒適……這個時候就會覺得做演員真幸福，純粹多了。

▲2021年夏，電影《失語鎮》拍攝現場，擔任演員副導的薛旭春（左）幫女主角做替身，測試光線情況、演員位置

《椒麻堂會》的“雞腳神”其實跟我很像，我在生活里也愛張羅，希望事情辦周全。演員副導需要這樣的素質。很多人需要在舒適、少人的環境里才能踏實，而我是在和人 （包括陌生人） 不斷的交流當中，獲取到一定的安全感。我很享受這種聊天。

演了幾部戲以后，我和一些認識的導演之間也有了某種變化。演員作為被挑選者，很想被導演青睞，言談舉止間會有一種下意識的謙卑，有時謙卑過頭，我不舒服，導演也不舒服。做策展和放映算是找到了屬于我自己的方法，可以和導演們展開一些對話。即便不在演戲上合作，也實現了另一種交流。

從2019年的濱口龍介影展開始，每年我都力圖邀請一位國外的電影人來華做巡回影展 （疫情三年中斷） 。我的原則是：絕對不做當下特別火的導演，當時濱口龍介只有《夜以繼日》去戛納參展，但那時我就有預感，再不請他就沒機會了。今年做三宅唱也是這種感覺。而且我不想做純放映，一定要有交流。

我們的團隊不大：一位專門做藝術電影引進的資深人士幫忙看合同、對接放映；一位從事日版書翻譯引進的編輯做媒體策劃和文案；10年前“66號”第一期活動的促成人中山大樹也參與到其中；至于聯系導演、溝通電影版權、申請日本文化中心基金扶持、與各地方機構協調場地、批文、宣傳，都是我自己。

半年多里，我的腦子經常緊繃，各種手續上的反復、撕扯，很痛苦。和場地、媒體、導演、工作人員、觀眾對接信息，有時真覺得快對吐了。還要協調場次座位分配、影展手冊領取，記下導演的忌口、習慣，拍攝服裝要求……但昨天去接機，一和三宅唱導演見面，又看到微博上有人發“這個夏天能看到三宅唱的電影，好幸福”，全給療愈了。

我喜歡三宅唱的拍片風格，不是唯美小清新，而是特別接近我們的生活，給人很愉悅的力量。看《你的鳥兒會唱歌》，很多年輕觀眾覺得拍的就是自己。三宅唱說：到了某個年齡段，生活里一類人走世俗常規道路，肯定有另一類人追逐精神自由、自我放逐。中國現在也是，越來越多的人不結婚、不生小孩。今天我們對待感情的態度，不是確定，而是游離。一方面渴望親密關系，同時又懼怕。他的片子里沒有大人物，也不是小人物的苦，講的是如何獲得尊嚴，這是我們所有人的命題。

聊天的時候，我告訴導演，我見過國內一些青年電影人的項目書，里頭會提到在創作手法上有參考他的電影。他覺得很奇妙。

三宅唱本科學社會學，后來去映畫美學校學了電影專業。他既可以把古裝片拍得有日常感，也可以拍都市人的狀態，還會接當代藝術中心的活兒。他和各種投資方的合作都很敬業，又很自然地呈現出自己的印記。

我有一種感覺，因為這三年沒法出門，導致眼界越來越低，少了很多的營養。通過策展交流，我們受到很大的鼓舞：年輕導演在展現自己魅力的同時，也可以多接觸各種可能性。我對自己也是這種想法。

▲6月23日，三宅唱影展武漢站合影 （第二排左三到左五，中山大樹、三宅唱、薛旭春）

今年的策展收獲很大，但也很消耗人。下半年我會以演員工作為重。未來我還想過做洗車師傅、做代駕等等。我不想和外部世界失去連接，喜歡接觸更多的人，你得不斷把自己丟到生活的麻煩里面去，只有在麻煩里才能激發潛能和生命的張力，不然怎么能演繹生活的況味？

至于對自己的定位，演員是不是終極夢想？我覺得沒必要設限吧。邱導鼓勵我做一個全方位的電影人。這是一個理想的境地，而我還在不斷接近它的路上。

標簽：